德国“早期教育质量国家标准”（KMK）的指标体系——基于2020年13项质量维度.pdfVIP

德国“早期教育质量国家标准”（KMK）的指标体

系——基于2020年13项质量维度

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德国“早期教育质量国家标准”的指标体系，

特别是围绕二零一九年《良好日托法》及其后续发展所确立的质量框

架。在德国联邦制背景下，由联邦家庭部、各州政府及州文教部长联

席会议（KMK）共同推动的质量发展进程，在二零二零年前后形成了以

“十大行动领域”为核心、并可与“结构-过程-导向”三大经典质量

维度相嵌套的综合指标体系。

本研究采用政策文本分析与批判性文献回顾法，系统梳理了这“

十加三”共十三项质量维度的具体内涵、指标特征及其在联邦制框架

下的实施挑战。研究发现，该指标体系一方面成功地在国家层面（联

邦与州）就质量的核心要素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特别是在师幼比

例、专业人员资质和领导力等关键“结构”指标上；另一方面，在“

过程”与“导向”质量（如教育伙伴关系、全纳理念）的测量与保障

上，该体系仍面临联邦制下执行标准不一、指标可操作性不强以及财

政投入与质量提升关联性不明确的困境。

本文认为，这一框架是德国早期教育从“保障供给”转向“提升

质量”的重大政策转折点，但其指标体系的真正落地，仍需克服财政

责任与教育主权在联邦与州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关键词

德国早期教育质量标准指标体系良好日托法联邦制

一、引言

德国的早期教育与保育体系在二十一世纪经历了深刻的变革。长

期以来，德国社会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与保育持相对保守的态度，强

调家庭的主导作用。然而，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社会对儿童

早期发展重要性认识的深化，以及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所

暴露出的教育公平性问题，德国社会逐渐认识到，高质量的早期教育

是促进机会均等、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所在。特别是自二零一三年起

，德国在法律上确立了儿童从一岁起获得日托位置的权利，这导致了

日托机构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质量参差不齐的严峻挑

战。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在一个教育主权归属各州的联邦制国家，建

立一个具有全国约束力的“早期教育质量国家标准”，成为德国政治

与学术界近二十年来持续探讨的核心议题。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

）作为协调各州教育政策的核心机构，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它与联邦政府及各州家庭、青年事务部门（JFMK）紧密合作，试图在

保障各州自主权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共同的质量框架。

这一努力在二零一九年达到了一个顶峰，即《良好日托法》的颁

布。联邦政府承诺投入巨额资金，以支持各州在特定领域提升早期教

育质量。围绕该法案，联邦与各州在二零二零年前后最终协商确定了

“十大行动领域”，以此作为衡量和提升质量的核心指标体系。这一

指标体系若与经典的“结构质量”、“过程质量”和“导向质量”三

大理论维度相结合，便构成了一个包含十三个维度的全面质量评估框

架。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德国在二零二零年前后所确立的

这套以“十大行动领域”为核心、并可归入“三大质量维度”的“十

三项”指标体系，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一体系是如何试图在联邦与

州之间平衡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它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德国早期教育

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如师幼比例、专业资质），又在哪些方面（

如过程质量、全纳教育）暴露出局限性？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

这一国家级质量框架的指标体系进行深入的政策分析，揭示德国在构

建早期教育国家标准过程中的制度创新、核心指标特征及其在联邦制

下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回顾关于德国

早期教育质量标准与联邦制治理的文献；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政

策文本分析方法；再次，将详细呈现和讨论“十大行动领域”与“三

大质量维度”构成的指标体系，这是本文的核心；最后，总结全文并

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二、文献综述

围绕德国早期教育质量标准及其治理体系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

中随着政策议程的推进而日益丰富，形成了涵盖质量维度、联邦制治

理和政策评估的深入探讨。

首先，在早期教育质量维度的理论建构方面，学术界已形成广泛

共识。蒂策（Tietze）等人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在德

国本土化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质量”、“过程质量”和“导向质

量”的三维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已成为德国早期教育质量研究的经典

范式。结构质量涉及法律和行政层面的框架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