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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设施损害责任的国际比较研究——基于严格责任与赔偿限额的

司法实践

摘要

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双碳”目标的推进，核能作为一种高

效、清洁的低碳能源，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核能开发与利用

始终伴随着潜在的、可能造成跨国界、长时期、巨额损失的灾难性风

险，这使得传统的侵权责任制度在应对核损害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

。为平衡促进核能产业发展与保障公众、环境安全之间的关系，国际

社会构建了一套以“严格责任”与“赔偿限额”为核心的特殊核损害

责任法律体系。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该特殊责任体系的内在法理与现

实困境，核心目的在于通过对以《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为代

表的国际核责任制度，以及美国、日本、中国等主要核能国家的国内

立法与司法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严格责任”原则如何为受害者

提供救济便利，而“赔偿限额”制度又如何在现实中被修正与突破，

从而为我国构建与国际接轨、并符合本国国情的、更为科学合理的核

损害赔偿制度，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法研究以及案例分析法。通过

对《关于核能领域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

的维也纳公约》及其修正案、以及《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CSC）等

国际法律文书进行体系化解读，厘清国际核责任制度的四大基本原则

：经营者严格责任、责任专属、赔偿限额与强制财务保证。在此基础

上，重点选取美国《普莱斯-安德森法》、日本《核损害赔偿法》以及

中国的《核安全法》与相关行政法规，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分析各

国在转化国际规则、设定赔偿数额、构建多层次赔偿体系方面的异同

。最后，本研究将以日本福岛核事故的赔偿实践作为核心案例，深度

剖析该事件如何对传统的赔偿限额制度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并最终

促使国家力量深度介入，形成事实上的无限赔-偿。

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核损害责任制度的“严格责任”原则已成为

全球共识，它免除了受害者对于核设施经营者是否存在过错的举证责

任，极大地便利了受害者的索赔。然而，作为对经营者严格责任的平

衡，“赔偿限额”制度在实践中则呈现出复杂与动态演进的特征。一

方面，国际公约与各国国内法普遍设立了由经营者财务保证（如保险

）覆盖的第一层赔偿限额；另一方面，为应对可能远超此限额的巨额

损害，各国纷纷通过设立国家补偿基金、行业互助基金（如美国模式

）乃至最终由国家财政兜底的方式，构建了多层次的赔-偿体系。特别

是福岛核事故的实践证明，在发生特大核事故时，任何预设的、有限

的赔偿金额都可能被轻易突破，最终的赔偿责任不可避免地会“社会

化”，由整个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共同承担。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国际核损害责任制度的本质，是在承认核

能风险具有灾难性与外部性的基础上，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的一种社会

化的风险分配安排。“严格责任”旨在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及时、有

效的初步救济，而“赔偿限额”的真实功能，并非是免除或限制最终

的赔偿总额，而是在不同责任主体（经营者、保险业、国家、国际社

会）之间，预设一个清晰的、阶梯式的赔偿责任分摊顺序与额度。这

一结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有限责任”在核损害领域的相对

性与权宜性，深化了对国家在应对系统性风险中兜底责任的法理认知

。其实践价值则在于，它为我国当前相对单一、赔偿额度偏低的核损

害赔-偿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应大幅提高经营者的最低赔偿限

额，建立国家主导的补充赔偿基金，并积极加入《核损害补充赔偿公

约》等国际多边条约，构建一个与我国核能大国地位相称的、多层次

、高额度的核损害赔-偿责任体系。

关键词：核损害责任；严格责任；赔偿限额；国际公约；福岛核

事故；比较法

引言

在人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漫长征途中，能源问题始终占据着核心

地位。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与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

“脱碳”已成为全球性的时代命题。在这一宏大背景下，核能以其能

量密度高、碳排放极低的独特优势，在全球能源结构中扮演着日益重

要的角色，被许多国家视为保障能源安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

键路径之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更是将核电视为国家

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电装机容量与在建规模均已位居世界

前列。

然而，核能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提供强大、清洁动力的

同时，其内在的、潜在的灾难性风险，如同一柄悬于人类头顶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从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到2011年日本的

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这些震惊世界的核灾难，以其影响范围之广、

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