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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工作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第一章初识“信”之重——把群众来信当成“家书”

凌晨两点，信访局值班室的灯光像一枚钉子钉在夜色里。我捧着一封被雨水浸得发皱的信，信纸上的字迹晕开，像泪痕。写信人是七十岁的刘奶奶，信里只有一句话：“我儿走了，我想知道他为啥走。”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到，信访干部不是简单的“中转站”，而是别人生命里最后的“邮差”。

我把信纸贴在胸口，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第二天一早，我背着相机、录音笔和一本磨毛了边的《信访条例》，踩着没膝的积雪去了刘奶奶家。土炕上，她攥着儿子的遗像，像攥着最后一根稻草。我没有讲大道理，只轻轻说：“奶奶，您慢慢说，我一句一句记下来。”三个小时后，我记满了二十七页纸，也记下了她儿子在工地坠亡却被草草私了的全部细节。

回单位的路比去时更长。我把二十七页纸复印三份，一份留档，一份报给区领导，一份塞进自己的“督办袋”。第七天，工地老板被约谈，赔偿款一分不少打到刘奶奶折子上。她摸着存折，像摸儿子的脸，哭着说：“闺女，我原以为信寄出去就沉到井里，没想到你让它浮起来了。”

那一晚，我在工作日志里写下一行字：群众来信不是“任务单”，是“家书”；回信不是“走流程”，是“回门”。从此，我把所有来信编上“家门牌号”：刘奶奶是“1号”，后面跟着“2号”“3号”……十年过去，我的“家门牌”已经排到“3741号”，每一号背后都是一段活着的悲喜。

第二章善做“翻译官”——把法条说成“土话”，把“土话”写成方案

信访工作最怕“鸡同鸭讲”。群众说的是“理”，法律讲的是“条”，中间缺一个“翻译官”。我给自己定了条铁律：任何答复必须“三译”——译成群众听得懂的“土话”，译成部门听得懂的“行话”，再译成领导拍板需要的“狠话”。

2018年，某村83户果农因企业排放“黑水”导致苹果斑点滞销，围堵县政府。我赶到现场时，果农们把烂苹果倒在台阶上，红彤彤一片，像无声的控诉。我蹲下去捡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酸得皱眉，大声说：“这苹果确实不能卖了，但咱们得让它‘开口说话’。”

我把苹果带回实验室，委托第三方做重金属检测，又连夜把《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啃成“思维导图”。第二天，我把83户果农按受损程度分“红黄绿”三档，用Excel拉出折线图，再把赔偿标准换算成“每斤苹果多卖0.7元”的“土话算法”。果农们围着我喊：“这闺女把法律说成人话，我们听得懂！”

第三天，我带着“苹果图谱”和“土话算法”走进涉事企业会议室。老板原本跷着二郎腿，看到我把苹果斑点放大50倍的照片贴在PPT上，瞬间坐直。我一句话击中要害：“您一年广告费1200万，现在83户果农把烂苹果摆到网上，热搜标题我都替他们想好了——‘毒苹果’。您是想省200万赔偿，还是愿意花1200万洗白？”

一周后，赔偿款到账，果农们拉着横幅来信访局，却扑了个空——我已经跟着农业局的人跑市场，帮他们对接电商平台，把剩下的好苹果卖到了深圳。果农老李塞给我一袋苹果，说：“闺女，你不仅替我们讨了钱，还替我们寻了路。”

我咬了一口苹果，甜得眯眼，想起自己总结的“翻译公式”：群众的“土话”＋法律的“准话”＋市场的“行话”＝可落地的“方案”。

第三章敢啃“硬骨头”——用“笨办法”撬动“老大难”

信访积案像一口深井，黑、冷、深。2019年，我接手一件17年的“骨头案”：某小区300户业主因开发商跑路，拿不到房产证，孩子无法落户，中考高考受限。业主们从黑发告到白发，材料摞起来比我高。

我先用“笨办法”——“三扫”：扫楼、扫档、扫关系。

扫楼：我挨家挨户敲门，用15天把300户跑了两遍，给每户建“户口档案”，连谁家阳台漏雨、谁家老人瘫痪都标在表上。

扫档：我去自然资源局、住建局、法院、税务局，把17年来所有批复、判决、欠税记录复印了860页，用不同颜色标签贴成“时间墙”。

扫关系：我找到已退休的原开发商会计，每天拎着水果去陪他下棋，第七天老爷子松口：“其实公章没丢，被法人小舅子锁在老家井里。”

拿到公章那天，我连夜赶回市里，却被暴雨困在高速。我抱着公章在服务区坐到天亮，心里只有一个念头：300户人等不起。

回单位后，我牵头组建“烂尾楼复活专班”，把问题拆成“办证、欠税、验收、信访”四张清单，自己认领最重的“信访”清单。我连续37天蹲在行政审批局，用“蹲点式”服务换来“容缺受理”绿色通道：缺竣工验收？先由第三方机构“预验收”；缺开发商资料？业主代表签字“承诺”补齐；欠配套费？政府先垫后追偿。

第六十三天，第一本鲜红房产证发到业主代表老周手里。他捧着证，在电梯里哭得像个孩子：“我闺女明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