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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医德医风有关问题集中整治自查自纠

作为一名在临床一线工作十余年的医务工作者，我始终以“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自勉，但在此次医德医风集中整治活动中，通过系统学习《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关于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等文件，结合患者反馈、科室互评及自我剖析，深刻认识到自身在医德修养、服务规范、廉洁自律等方面仍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现从具体表现、根源剖析及整改措施三方面展开自查自纠。

一、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

（一）服务理念与人文关怀存在偏差

1.沟通耐心不足，共情能力待提升。门诊高峰时段，面对反复询问病情的老年患者，曾因候诊压力脱口而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导致患者面露难色、欲言又止。事后调阅监控发现，患者因听力下降未听清解释，而我未主动调整沟通方式（如提高音量、放慢语速），反而流露出急躁情绪。类似情况在急诊抢救后向家属交代病情时也偶有发生，因急于处理下一个患者，简化了预后风险的详细说明，导致部分家属对治疗方案理解不充分。

2.以疾病为中心的思维惯性未彻底扭转。曾接诊一位乳腺癌术后患者，因复查指标正常便快速结束诊疗，但患者反复提及“总觉得伤口周围发紧”。当时仅以“术后瘢痕增生属正常现象”简单回应，未进一步询问心理状态。后患者通过医院投诉平台反映“医生只看报告不关心人”，经随访得知其因担心复发产生严重焦虑。这暴露出我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践行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未真正将患者的心理需求纳入诊疗全程。

（二）诊疗规范执行存在薄弱环节

1.部分检查开具的必要性论证不充分。在分管病房期间，曾为一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稳定期患者开具胸部高分辨CT（HRCT），理由是“排除早期肺间质病变”，但患者肺功能、常规胸片无异常，且指南推荐稳定期首选肺功能监测而非HRCT。经科内病例讨论，该检查属于非必要项目，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虽未涉及利益关联，但反映出我对“合理检查”原则的把握不够严谨，存在“防御性医疗”思维。

2.用药合理性监管有疏漏。在指导低年资医师开具处方时，曾对某高血压患者联用两种ACEI类药物（依那普利+贝那普利）的情况未及时纠正。虽未造成严重不良事件，但两种药物作用机制重叠，增加了高血钾风险。事后分析，一是因工作繁忙未仔细核对处方，二是对年轻医师的带教停留在“技术指导”，忽视了“合理用药”的细节监督。

（三）廉洁自律防线需进一步筑牢

1.对“微腐败”的警惕性不足。2022年参与某药企组织的“学术沙龙”时，接受了价值约200元的定制纪念品（印有企业LOGO的移动电源）。当时认为“只是小礼品，不涉及利益输送”，但对照《九项准则》中“严禁接受商业目的的礼品”要求，这本质是利用职业身份获取不当利益。此外，在新药遴选讨论中，曾因对某药企的“学术支持”印象较深，潜意识中倾向其产品，虽最终决策符合规范，但反映出外部因素对专业判断的潜在干扰。

2.患者馈赠的处理方式需更规范。2023年春节，一名长期随访的糖尿病患者为表感谢，硬塞给我两盒茶叶（市场价约300元）。当时担心直接拒绝会伤患者感情，便暂时收下并计划后续退回，但因工作忙碌拖延了一周，期间未向科室负责人报备。虽最终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将茶叶送还，但这一过程违反了“当场拒绝、及时上报”的廉洁要求，暴露出对纪律规定的执行不够坚决。

（四）工作作风与责任意识有待强化

1.病历书写的严谨性需提升。2023年三季度质控检查中，一份术后病历的“手术步骤”描述存在遗漏（未记录止血方式），一份出院记录的“出院带药”剂量写错（将“0.5gtid”误写为“0.5gqd”）。虽未造成医疗差错，但反映出“重诊疗、轻记录”的侥幸心理，对病历作为法律文书和诊疗依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急危重症患者的协作意识需加强。2023年11月参与多学科会诊（MDT）时，因本科室患者突发病情变化，未完成对其他科室患者的病情分析便提前离场，导致会诊结论延迟出具。事后虽补写了书面意见，但影响了整体诊疗效率，暴露出“本位主义”倾向，未充分认识到MDT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协作机制。

二、问题根源的深刻剖析

（一）职业价值观的“初心”需重铸

从医初期，我始终将“解除患者痛苦”作为最高追求，但随着工作年限增长，逐渐被“门诊量”“手术台次”等量化指标分散了注意力。对“医生的价值在于治愈，更在于安慰”的理解停留在口号层面，未将人文关怀转化为日常诊疗的自觉行动。本质是职业信仰的“根”扎得不深，未真正将患者需求置于个人绩效之上。

（二）制度执行的“红线”意识需强化

虽熟悉各项行业规范，但存在“老好人”“差不多”心态。例如对年轻医师的不合理处方未及时纠正，是因“怕影响同事关系”；接受药企纪念品，是因“觉得大家都这样，不会出问题”。这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