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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基层减负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基层减负工作自推进以来，有效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但从个人工作实践来看，部分问题仍未彻底根治，甚至在新的工作要求下衍生出一些隐性变种。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十余年的乡镇干部，结合日常履职中的具体场景，现将个人层面感受到的减负痛点及针对性整改思路梳理如下：

一、当前基层减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会议文件瘦身不彻底，时间精力被碎片化切割

乡镇工作的一天常被会议填满：早8点参加县级视频调度会，9点半转场镇党委扩大会，11点到村参加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会，下午2点又要组织村支书开防返贫动态监测培训会。看似都是必要会议，但会期重叠、内容交叉的情况普遍存在。例如，某周我同时收到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应急管理局3个部门的会议通知，要求分管领导参会，而这三个领域恰好由我一人分管，最终只能让党政办工作人员代为记录，会后补学内容，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文件方面，虽然红头文件数量减少，但白头通知工作提示单呈增长趋势，某部门为强调某项工作重要性，同一天内连发3份内容相似的提示单，要求立即落实、按时反馈，本质上仍是以文件落实文件。

（二）数据报表多头要数，重复劳动消耗专业能力

基层干部常自嘲是数据搬运工：周一要给统计局报季度经济数据，周二给乡村振兴局报防返贫监测户收入表，周三给民政局报低保对象动态调整表，周四给农业农村局报种粮面积统计表。这些报表看似分属不同领域，实则基础数据高度重叠，如农户家庭人口、收入来源、土地面积等信息本应共享，但由于各部门业务系统互不联通，只能反复填报。更棘手的是，不同部门对同一指标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乡村振兴局的收入包含转移性收入，而统计局的可支配收入需扣除生产经营成本；农业农村局的耕地面积以土地确权数据为准，自然资源局的耕地保护面积又以最新卫星图斑为准。为确保数据符合要求，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核对调整，导致本应用于走村入户的时间被消耗在表格里。

（三）留痕管理变味走样，实绩被形式化痕迹替代

工作没干成，照片要拍好台账不规范，考核要扣分的现象仍未杜绝。某次开展防溺水巡查，按要求需在重点水域拍摄3张工作照（全景、中景、近景），并上传至4个不同的工作群（镇级应急群、村级网格群、教育部门联络群、水利部门监管群）。为了留痕，巡查人员不得不先找角度拍照、编辑定位，再逐个群上传，原本30分钟能完成的巡查，实际耗时1个多小时。更极端的是台账管理，某年度考核要求提供党员联系群众台账，需包含联系时间、地点、内容、群众签字、现场照片等5项要素，而实际工作中党员与群众的联系多是日常串门、田间闲聊，强行要求规范记录反而让党员产生抵触情绪，最终只能补填台账应付检查。

（四）责任层层甩锅，基层成为无限责任主体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权责失衡问题在某些领域愈发突出。例如，安全生产领域，乡镇承担着辖区内所有企业的日常巡查责任，但实际上乡镇没有行政处罚权、强制停产权，发现隐患只能上报县级部门；环保领域，对于企业偷排污水等行为，乡镇干部仅有发现上报职责，但一旦出现环保事件，追责问责却往往从乡镇干部开始。更典型的是信访维稳工作，部分部门将本应自己处理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属地管理为由交办乡镇，要求包案化解，但相关政策解释权、资金审批权仍在上级部门，乡镇干部只能通过反复走访、协调资源来稳控，一旦出现越级上访，便被认定为责任落实不到位。这种责任无限、权力有限的现状，导致基层干部长期处于被动担责的焦虑状态。

（五）考核评比泛化虚化，基层陷入为考而干怪圈

考核指标设置不科学的问题较为普遍：某年度乡村振兴考核中，群众满意度指标被量化为入户走访率达到100%满意度测评得分95分以上，但实际操作中，部分群众因外出务工无法走访，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而电话访问的满意度往往低于入户；产业发展指标要求新增特色产业面积200亩，却未考虑土地流转难度、市场需求变化等实际因素，导致个别村为完成任务盲目流转土地，后续因缺乏技术支撑和销售渠道，产业项目烂尾。此外，考核方式重痕迹轻实绩，某部门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查看的是保洁员签到表垃圾清运台账，而对房前屋后是否干净、河道是否有漂浮物等实际效果关注不足，导致基层干部将精力放在完善资料而非解决问题上。

二、针对性整改措施与实践路径

（一）构建会议文件精控机制，让时间回归主责主业

建立会议分级审批制度：镇级会议由党政办统一扎口管理，每周一汇总各部门会议计划，合并主题相近、参会人员重叠的会议；县级部门要求乡镇参会的会议，需提前3个工作日将会议内容、参会范围、预期目标报县级减负办审核，对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坚决取消，对必须开的会议明确限时令（如视频会议不超过1小时，现场会议不超过2小时）。文件管理方面，严格执行无实质内容不发文原则，对上级文件已明确具体要求的，不再层层转发；对多个部门联合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