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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服务高品质生活短板问题清单

当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老年群体对医养结合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精准化、品质化特征，但医养服务供给与高品质生活需求之间仍存在多维度不匹配问题，具体短板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服务供给总量与结构双重失衡，核心需求覆盖不足

从总量看，全国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虽已突破30张，但其中真正具备医疗护理功能的床位占比不足50%，部分地区护理型床位占比甚至低于35%。以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为例，据统计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超4000万，按国际通行的1:4失能老人护理配比计算，需专业护理人员超1000万名，但实际持证养老护理员仅约50万名，供需缺口达95%以上。部分农村地区及偏远山区，基层医养服务机构覆盖率不足20%，老年人需跨乡镇甚至跨县域寻求服务，交通成本与时间成本显著增加。

从结构看，服务供给呈现“重机构、轻社区”“重基础照护、轻专业医疗”的倾向。社区居家医养服务供给长期薄弱，约60%的社区未建立规范的居家医养服务中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中针对老年人的个性化健康管理、慢病跟踪、康复指导等深度服务覆盖率不足35%。机构服务中，以“吃住行”为核心的基础照护类服务占比超70%，而认知症照护、术后康复、安宁疗护等专业服务供给严重短缺，全国仅有约15%的医养机构能提供标准化认知症照护服务，安宁疗护床位每百万人口仅0.5张，远低于发达国家3-5张的平均水平。

二、医疗与养老资源协同低效，服务链条衔接不畅

医疗与养老分属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卫生健康部门管医疗、民政部门管养老），导致资源整合存在制度性障碍。一方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间的转诊机制不健全，三级医院与社区养老机构之间的转诊通道存在信息壁垒，患者病历数据无法实时共享，老年人从急性期治疗转入康复期护理时，需重复进行检查检验，增加医疗负担和等待时间。另一方面，基层医疗机构参与医养服务的动力不足，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虽挂有“医养结合服务点”牌子，但实际仅提供基础诊疗和取药服务，康复护理、健康评估等延伸服务未有效开展，原因在于现行医保支付政策未将社区医养服务纳入专项报销范围，机构开展相关服务的成本难以通过收入覆盖。

此外，医疗资源下沉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出。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三级医院，县域内二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陈旧、专业人才匮乏，部分乡镇卫生院连基础的心电图、B超等检查设备都无法满足日常需求，更难以开展针对老年人的慢病管理、康复治疗等服务。农村地区村医队伍年龄普遍偏大（平均年龄超50岁），知识结构老化，对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诊疗能力不足，无法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医疗支持。

三、服务质量标准化程度低，专业人才支撑能力薄弱

医养服务缺乏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不同机构在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质量上差异显著。例如，针对失能老人的日常照护，部分机构仅满足于“不摔倒、不饿着”的基础要求，而规范的照护应包括体位转换、压疮预防、营养管理、心理慰藉等12项具体内容；在医疗服务方面，部分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因缺乏监管，存在超范围诊疗、用药不规范等问题，老年人用药安全隐患突出。

专业人才短缺是制约服务质量提升的核心瓶颈。养老护理员队伍呈现“三低一高”特征（学历低、待遇低、社会认同低、流失率高），全国养老护理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超70%，月均工资普遍低于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60%，职业吸引力不足导致年流失率超30%。医护人才方面，医养机构中的执业医师、护士多为退休返聘或从基层医疗机构“兼职”，专职医护人员占比不足20%，且缺乏针对老年病、慢性病的专项培训。现有职业教育体系中，老年医学、康复护理、养老管理等专业设置滞后，全国开设老年医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不足10所，高职院校相关专业招生规模年均仅约2万人，远不能满足行业需求。

四、政策支持精准性不足，多元主体参与动力受限

现行政策更多聚焦“补建设”而非“补运营”，对机构床位建设给予一次性补贴，但对日常运营中的人员工资、设备维护、服务升级等持续性成本支持不足。以某中部省份为例，民办医养机构每张床位建设补贴为2万元，但每月运营成本约3000元，仅靠收住老人的费用（平均月收费4000元）扣除成本后，利润率不足5%，难以支撑服务质量提升。部分地区虽出台了医保支持政策，但仅将医养机构内设医务室的门诊费用纳入报销，而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未被纳入，导致机构提供深度服务的积极性不高。

社会资本参与医养服务的制度性障碍仍存。土地供应方面，尽管政策要求优先保障医养用地，但实际操作中，养老用地多以“租赁”或“协议出让”方式供给，产权不清晰导致社会资本难以通过抵押融资扩大规模；税收优惠方面，部分地方对医养机构的“非营利性”认定标准过于严格，民办机构若想享受免税政策，需承诺“不分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