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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合同（教育培训）退费案例

引言

随着教育培训市场的快速发展，学员与机构之间因退费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这类纠纷不仅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更关乎教育服务行业的规范发展。从合同签订时的条款模糊，到服务过程中的履约偏差，再到终止合同时的责任划分，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退费争议的导火索。本文通过梳理常见退费纠纷类型、解析法律依据、呈现典型案例，并总结解决路径，旨在为学员、教育机构及相关从业者提供可参考的实践指南，推动教育培训市场更趋公平、透明与规范。

一、教育培训退费纠纷的常见类型与核心争议点

（一）合同未完全履行引发的退费争议

这是最普遍的退费纠纷类型，主要表现为教育机构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完整服务。例如，某语言培训机构承诺“一年内完成200课时小班教学”，但学员报名三个月后，机构因师资不足将课程改为大班课，且后续课时频繁取消。学员要求退还未完成课时费用时，机构以“已提供部分服务”为由拒绝全额退费。此类争议的核心在于“服务质量是否达标”与“未履约部分的责任界定”：学员认为机构单方变更服务内容构成违约，机构则强调已投入成本，双方对“部分履约”的退费比例往往无法达成一致。

（二）服务效果未达承诺引发的退费争议

许多教育机构在宣传中承诺“包过考试”“成绩提升XX分”等效果，但实际未兑现时易引发退费纠纷。例如，某考研辅导机构在合同中明确“未过国家线全额退费”，但学员考试失利后，机构以“学员未按要求完成作业”“缺课超过规定次数”为由拒绝退费。争议点集中在“效果承诺的具体标准”与“双方过错的举证责任”：学员认为机构未履行教学义务是主因，机构则主张学员自身配合度不足，需按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处理。

（三）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引发的退费争议

突发情况（如政策调整、疫情管控）导致服务无法继续时，退费问题更显复杂。例如，某少儿编程机构因“双减”政策被叫停线下课程，学员要求退还剩余费用，机构却以“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已支付的场地租金无法退回”为由仅同意部分退费。此类争议的关键在于“不可抗力的认定范围”与“损失的合理分担”：学员认为机构应全额退还未消费部分，机构则强调自身也因政策遭受损失，需分摊成本。

（四）合同条款模糊引发的退费争议

部分机构利用格式条款限制学员权利，如“报名后概不退款”“退费需扣除30%手续费”等霸王条款。例如，某舞蹈培训机构合同中写有“开课后不退费”，但学员因工作调动需退费时，机构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争议核心是“格式条款的合法性”与“公平原则的适用”：学员主张条款显失公平，机构则强调合同自愿签署，双方对“格式条款是否有效”存在根本分歧。

二、教育培训退费纠纷的法律依据与裁判规则

（一）基础法律框架

我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五百七十七条明确“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进一步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方式，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格式条款含有前款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这些条款为判断机构是否违约、格式条款是否有效提供了根本依据。

（二）裁判中的关键考量因素

司法实践中，法院审理退费纠纷时通常围绕以下几点：

第一，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若机构未按约定提供服务（如减少课时、降低师资水平），则构成违约，学员有权要求退还未履行部分的费用；若学员因自身原因退课（如时间冲突），则需根据合同约定或公平原则分担机构已产生的合理成本（如教材费、已上课时的师资成本）。

第二，服务效果承诺的可操作性。若合同中对“效果”有明确量化标准（如“通过某考试”），且机构无法证明学员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如严重缺课），则机构需按约定退费；若“效果”仅为宣传话术（如“提升学习能力”），未在合同中明确，法院通常不支持以此为由退费。

第三，不可抗力的认定与责任分担。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若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可协商解除合同，学员有权要求退还未消费部分费用，机构因不可抗力产生的合理损失（如已支付的场地押金）可主张适当扣除，但需提供票据证明。

（三）典型判例的启示

以某法院审结的“英语培训退费案”为例：学员张某与某机构签订合同，约定“12个月完成60课时，每课时200元”。机构因师资离职，6个月仅完成20课时，且剩余课程无明确排课计划。张某起诉要求退还剩余40课时费用8000元。法院审理认为，机构未按约定履行课时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判决机构全额退还剩余费用。此案表明，机构若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约，需承担退费责任；若学员无过错，无需分摊机构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失。

三、退费纠纷的解决路径与风险防范建议

（一）协商：最便捷的解决方式

发生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