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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下当事人陈述规则探讨——基于《民事诉讼

证据规定》第67条的缺陷

摘要

随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颁

布实施，我国民事证据制度迎来了重要的发展与变革。此次修订首次

将“当事人的陈述”明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之首，旨在回应司法实践

的长期需求，厘清其证据地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该规定

第六十七条同时设定了“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根据”的补强规则，这一限制性条款在理论与实践中引发了深刻的矛

盾与困境，构成了新证据规定下当事人陈述规则的核心缺陷。本研究

旨在深入探讨该规则的内在矛盾与司法适用难题，为相关制度的进一

步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比较

法研究与案例分析法，在对现行法律规范进行体系化解读的基础上，

通过对司法实践中相关典型案例的归纳与剖析，系统性地揭示了第六

十七条在证据法理论上的内在冲突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引发的裁判难题

。研究结果表明，第六十七条的补强规则，在逻辑上与将当事人陈述

列为独立证据种类的立法进步相悖，实质上创造了一种“二等证据”

，与法官自由心证、证据综合判断等基本原则存在紧张关系；在实践

中，该规则的僵化适用不仅可能导致在缺乏其他证据但陈述本身高度

可信的案件中出现裁判不公，也因“单独”一词的模糊性而引发了司

法认定的标准混乱与同案不同判现象。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必

须对当事人陈述的证据规则进行体系化的重构，其关键在于废除第六

十七条过于刚性的限制，回归证据法的一般原理。未来的制度设计应

当是在充分承认当事人陈述独立证据地位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一项

提醒法官在采纳时应结合其利害关系、言辞态度等因素进行审慎审查

的“注意规则”，而非一概而论的“排除规则”，并辅之以法官增强

的释明权与详尽的说理义务，以确保在发现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达致

平衡。本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民事证据法学理论，指导司法实践

精准适用证据规则，以及推动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现代化转型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当事人陈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证据补强规则；自由心证；证

据能力；证明力

引言

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宏大背景下，民事

诉讼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公正、

高效的审判程序，准确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从而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宏伟工程中，证据制度无疑扮演着

“基石”的角色。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

干规定》（以下简称《新证据规定》）进行了全面修订，这被视为我

国民事证据立法走向体系化、科学化的关键一步。此次修订的一大亮

点，便是在第八章“证据的审核认定”中，首次将“当事人的陈述”

明确列为法定证据种类的第一项，这无疑是对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当

事人陈述作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重要信息来源的法律追认，旨在解决

其证据地位不明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然而，正当法学界与实务界为这一立法进步欢欣鼓舞之时，《新

证据规定》第六十七条却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该条规定：“在证

据比较方面，当事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

一条款，学理上称之为“补强证据规则”，即要求当事人的陈述必须

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方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此一来，一项立法上

的重大进步，似乎又被另一项限制性的规则所抵消，形成了一个难以

解释的制度悖论：既然“当事人的陈述”已被庄严地承认为一种独立

的法定证据，为何又在证据的采纳环节，为其戴上必须由其他证据“

陪同”出场的枷锁？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当事人陈述陷入了一种尴尬

的“准证据”或“二等证据”地位，其在证据法体系中的真实身份再

次变得模糊不清。

这一内在的矛盾，迅速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在某些

案件类型中，如家庭内部的民间借贷、情感纠纷引发的侵权、缺乏书

面记录的劳务合同等，当事人的陈述往往是唯一或最核心的证据来源

。在这些情境下，如果机械地、僵化地适用第六十七条，法官即便内

心已经通过庭审的直接言词审查，对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形成了高度的

确信，也可能因缺乏形式上的“其他证据”，而被迫作出与内心确信

相悖、不符合客观真实的裁判，从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更有甚者

，由于法律对何为“单独”、何为有效的“补强”缺乏明确界定，不

同法官在面对相似案情时，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这无疑损害了

法律的统一性与司法的可预期性。因此，深入研究《新证据规定》下

当事人陈述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