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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科举制中的“行卷”与“公荐”制度

引言

唐代是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科举不仅打破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阶层固化，更通过多元的选拔机制，为寒门士子与世家子弟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在唐代科举的众多特色制度中，“行卷”与“公荐”尤为引人关注——前者是考生主动向社会名流展示才学的民间行为，后者是官员向主考官推荐人才的官方渠道。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唐代科举“既重考试，亦重声名”的独特面貌。本文将围绕这两项制度的运作逻辑、社会影响与历史意义展开探讨，以期还原唐代科举选拔的立体图景。

一、行卷制度：科举前的“才学预演”

（一）行卷的起源与发展

行卷制度的形成，与唐代科举考试的特点密切相关。唐代科举以进士科最为人所重，其考试内容主要为诗赋、策论等主观性较强的科目，考官对考生水平的判断易受个人偏好影响。与此同时，唐代尚未形成后世严格的“糊名”“誊录”制度（考生姓名、笔迹需隐藏或誊抄以防舞弊），考生的身份与声名在考官评判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考生为了让考官提前了解自己的才学，便衍生出“行卷”这一主动展示的行为。

行卷的起源可追溯至初唐，但真正盛行于中晚唐。据《唐摭言》等文献记载，中唐以后，每年科举考试前数月，长安、洛阳等科举中心城市便会出现“车马阗塞”的景象——各地举子携带自己的诗文、策论、小说等作品，穿梭于达官贵人、文坛领袖的宅邸之间。这些作品被称为“行卷”，其目的是通过展示个人才学，获得推荐机会或积累社会声名，从而在正式考试中占据优势。

（二）行卷的具体形式与内容

行卷的对象并非随意选择，而是有明确的“优先级”。首先是文坛宗师，如韩愈、白居易等，他们的评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一旦得到其“延誉”（即赞誉推荐），考生的声名便会迅速传播；其次是中央官员，尤其是与科举相关的礼部官员或有荐举权的谏官、御史；最后是地方节度使、观察使等地方大员，他们虽不在中央，但凭借其政治地位与文人交游网络，也能为考生提供“间接背书”。

行卷的内容则体现了唐代文人的综合素养。最常见的是诗赋，这是进士科考试的核心内容，考生通过展示对仗工整、意境深远的诗作，直接证明自己的文学功底；其次是策论，这类文章要求考生针对时政、历史发表见解，体现其经世致用的能力；此外，部分考生还会呈献传奇小说，如《柳氏传》《李娃传》等，这类作品情节生动、语言流畅，既能展现叙事才华，又能通过故事传递个人价值观，因此在中晚唐逐渐成为行卷的“新兴文体”。

值得注意的是，行卷并非“一投了之”，部分考生还会“温卷”——即多次向同一对象呈献不同作品，以持续加深对方印象。例如，有文献记载某举子初次行卷呈诗，第二次呈策论，第三次呈小说，通过多维度展示才学，最终获得推荐。

（三）行卷的社会文化影响

行卷制度对唐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积极层面看，它推动了唐代文学的繁荣。为了在众多行卷中脱颖而出，考生往往倾尽全力创作精品，这直接催生了大量优秀的诗赋、传奇作品。例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便被认为是其早年行卷时的作品，“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正是通过行卷传播开来，为其后来的科举成功奠定了声名基础。此外，行卷还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形成了“以文会友”的风气，许多文坛佳话（如韩愈奖掖后进）便源于此。

但行卷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行卷依赖考生的社会资源，寒门士子若没有“引荐人”，往往难以接触到关键的行卷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举的公平性。其次，部分考生为了迎合权贵偏好，刻意创作浮艳空洞的作品，导致行卷内容“重技巧轻思想”，甚至出现抄袭、代笔等舞弊现象。中唐诗人杜牧曾批评：“今之所谓士者，唯以辞赋为工，行卷为急，而不知先王之道为何物。”正是对这一弊端的反思。

二、公荐制度：官方认可的“人才推荐”

（一）公荐的制度背景与法律依据

公荐是唐代科举中由官员向主考官推荐考生的制度，其核心是“以官誉保举人才”。这一制度的形成，既源于对汉代“察举制”的继承，也与唐代“荐贤任能”的政治传统相关。唐代统治者认为，仅靠考试难以全面考察考生的德行与才能，因此需要官员“公心举荐”，作为考试的补充。

从法律层面看，唐代多部法典（如《唐律疏议》《选举令》）对公荐的资格、程序有明确规定。例如，只有五品以上京官或地方长官（如节度使、观察使）有资格参与公荐；推荐时需提交“荐状”，详细说明被荐者的才学、德行及推荐理由；主考官在评卷时需参考公荐意见，但最终录取仍以考试成绩为主。这些规定既保障了公荐的权威性，又避免了“荐举独大”的弊端。

（二）公荐的运作机制与实践案例

公荐的运作通常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察访”，推荐官员通过日常交游、地方考察等方式，发现有潜力的考生；其次是“荐举”，在考试前向主考官提交荐状，部分情况下还会当面陈述推荐理由；最后是“验证”，主考官结合考试成绩与荐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