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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训练心得(优秀)(3偏)

（第一篇）

凌晨三点的营区总能听见此起彼伏的磨牙声，那是我们这群平均年龄22岁的小伙子在梦里还保持着踢正步的姿势。入营第一天，总教官在动员大会上把军靴往地上一跺：从今天起，你们的骨头要重新敲碎了重铸。当时只觉得是句狠话，直到站军姿两小时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汗水像虫子似的钻进衣领，顺着脊梁沟汇成小溪，在腰带处积成水洼，可即便睫毛上凝着汗珠，也得死死盯着前方战友的后脑勺，连眨眼都要按每30秒一次的节奏控制。

踢正步的基础训练是在三伏天开始的。正午的水泥地面能煎熟鸡蛋，我们穿着厚重的作训服，绑着10斤重的沙绑腿，在太阳底下一踢就是两小时。我的脚腕旧伤在第七天复发，每次落地都像踩在碎玻璃上，军医给贴的膏药撕下来时连皮带肉，血珠混着药膏粘在袜子上。排长发现我偷偷揉脚腕，没骂我，只是把自己的护踝摘下来套在我脚上：当年我参加99年阅兵，全排12个人，有8个脚腕打着钢板踢过去的。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护踝里还留着排长的体温，这温度得传到天安门去。

最难熬的是精准度训练。为了达到步幅75厘米、步速116步/分钟的标准，我们在地上画满刻度线，每个人的脚尖都得踩在毫米级的标记上。有次合练，我们排面因为第三个人的步幅差了2厘米，整个方阵像被风吹歪的麦浪，总教官拿着激光测距仪在观礼台上吼：你们以为这是散步？这是国家的脸面！那天下午，我们排12个人顶着暴雨踢了40圈操场，雨水混着血水从裤脚流进战靴，直到每个人的步幅误差都控制在0.5厘米以内。晚上解散时，排头兵小王突然说：现在闭着眼，我都能感觉到75厘米在哪儿。

体能极限在五公里越野时被彻底撕开。负重25斤跑完全程后，我扶着树干吐得昏天暗地，胃里像有只手在拧。班长递过来半瓶葡萄糖水：喝了，等会儿还有器械考核。我盯着他手臂上一等功的伤疤，突然想起他说过的话：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极限，只有底线。那天我最终爬完了400米障碍，当身体趴在终点线的瞬间，我看见夕阳把整个训练场染成金色，而我们的影子，像一片正在生长的森林。

（第二篇）

我们15排面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训练时谁要是动作变形，全排加练半小时。这个规矩是在合练出重大失误后定的。那天下午分列式彩排，二班长小李因为前一晚帮发烧的战友站岗没休息好，踢到第300步时突然打了个趔趄。虽然他立刻调整过来，但整个排面的斜线还是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波动。总教官让我们对着镜子踢正步，镜子里12个人的影子歪歪扭扭，像一群没头苍蝇。

是我拖了后腿。小李红着眼圈要独自加练，排长却把我们全叫到操场上：从今天起，15排面没有我，只有我们。那天晚上，我们12个人挤在学习室，用皮尺量每个人的肩宽、臂长，在黑板上画受力分析图。原来小张的臂展比标准值短3厘米，摆臂时总比别人慢0.2秒；小陈的左脚比右脚短1厘米，踢正步时重心总往左偏。我们花了三个通宵调整协同：小张把沙袋缝在袖口里增加摆臂惯性，小陈在左鞋里垫上3毫米厚的鞋垫，而我负责用秒表卡每个人的步频，确保12个人的落脚声能合成一个音。

最考验默契的是夜间无光合练。关掉所有路灯后，整个训练场伸手不见五指，只能靠听前面战友的呼吸声、感受地面的震动来保持排面整齐。有次我右脚的鞋带松了，踢到拐弯处突然踩掉鞋子，就在身体要失衡的瞬间，左右两边的战友同时伸手扶住我的胳膊。黑暗中没人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左边小王的手在发抖——他的甲沟炎刚做完手术，而右边的老赵把我往他那边推了推，他的膝盖在昨天的训练中被器材磕青了一大块。那天我们光着一只脚完成了剩下的1.5公里正步，当最后到达终点线时，12只脚挤在一双战靴里，像12颗紧紧抱在一起的石榴籽。

方阵合练时，我们排面负责衔接徒步方队和装备方队。为了配合军乐团的鼓点，我们每天要听着《分列式进行曲》踢20公里，耳朵里全是嗡嗡声。有次鼓手小陈中暑晕倒，我们排面自发围成圈给他扇风，卫生员来抬他时，他迷迷糊糊抓着指挥旗：别换鼓手，我听了三个月，知道你们的步点在哪儿。那天下午，我们排面跟着小陈用嘴哼出的节奏踢完了全程，虽然没有乐器伴奏，但12个人的脚步声和着他的哼唱，在操场上敲出了最整齐的鼓点。

（第三篇）

训练基地的荣誉室里挂着张泛黄的照片：1949年开国大典，受阅部队的战马在长安街上留下串串马蹄印，骑兵方阵的战士们穿着打补丁的军装，枪托上还缠着防滑的布条。每次训练间隙，我都会去看这张照片，班长说：你们现在踢的每一步，都是替他们把没走完的路接着走下去。

今年清明节，我们去八宝山革命公墓扫墓。在一块刻着1950年牺牲于长津湖的墓碑前，排长突然跪了下去：太爷爷，您看，现在我们的枪再也不用裹布条了。那天回来后，整个方阵的训练气氛变了。以前总有人抱怨护具勒得慌，现在就算钢盔磨破头皮也没人摘；以前休息时大家总抢着树荫，现在都主动站在太阳底下——先辈们在冰天雪地里都能趴着不动，我们晒这点太阳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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