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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解读中《刑法》的正当防卫边界

引言

正当防卫作为刑法中“以正对不正”的重要制度，既是公民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盾牌”，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频发的“模糊地带”。从“昆山反杀案”到“涞源反杀案”等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公众对“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界限始终保持高度敏感。这一现象背后，既反映了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也暴露出正当防卫制度在法条理解与司法适用中的复杂性。我国《刑法》第20条以三个条款构建了正当防卫的基本框架，但“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必要限度”“重大损害”等抽象表述，需要结合立法目的、司法实践与社会价值进行系统性解读。本文将围绕正当防卫的立法逻辑、构成要件、实践争议与边界厘定展开分析，探讨如何在法律文本与社会现实之间划定合理的防卫边界。

一、正当防卫的立法逻辑与核心价值

（一）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权利保护与秩序平衡

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本质上是法律对“私力救济”的有限许可。在现代法治社会，公力救济是解决冲突的主要方式，但当不法侵害突然发生且公力无法及时介入时，赋予公民防卫权是维护个体权利的必要补充。我国《刑法》将正当防卫规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其核心目的在于：一方面，鼓励公民在面临现实危险时勇敢反击，避免因过度克制导致合法权益遭受更大损害；另一方面，通过明确防卫行为的合法性，传递“邪不压正”的社会价值导向，强化公众对法律的信任。

这种制度设计并非无限制的“以暴制暴”，而是在“保护法益”与“防止滥用”之间寻求平衡。例如，若允许防卫行为超出必要范围，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甚至演变为新的不法侵害。因此，正当防卫的边界既是对防卫权的保障，也是对权利行使的约束，体现了刑法“保障人权”与“维护秩序”的双重机能。

（二）法条文本的分层结构：一般防卫与特殊防卫的区分

我国《刑法》第20条通过三款规定构建了正当防卫的制度体系：第一款为“一般正当防卫”，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第二款明确“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款则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即“特殊防卫”或“无限防卫权”）。

这一分层结构体现了立法者对不同危险程度侵害行为的差异化评价：对于一般不法侵害，防卫行为需受“必要限度”的约束；而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法律赋予公民更充分的防卫权，允许造成侵害者伤亡的结果。这种区分既符合“比例原则”，也回应了实践中面对重大暴力时“防卫人难以精准控制力度”的现实困境。

二、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与边界要素解析

（一）前提条件：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正当防卫的启动，以“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为前提。这里的“不法侵害”需同时满足“违法性”与“现实性”两个特征：一方面，侵害行为必须违反法律（包括犯罪行为与部分严重违法行为），合法行为（如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不能成为防卫对象；另一方面，侵害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非防卫人主观臆想的“假想侵害”。若因主观认识错误实施“防卫”并造成损害，可能构成“假想防卫”，需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实践中，“不法侵害”的认定需注意两个难点：其一，侵害行为是否具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例如，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虽属不法，但通常不具有直接的人身危险性，防卫时若采取暴力手段致侵害者重伤，可能被认定为超出必要限度；其二，侵害行为的主体是否包括无责任能力人（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理论上，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仍属“不法”，但防卫时应优先采取规避措施，仅在无法避免时方可实施防卫，这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

（二）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正当防卫的时间边界，即侵害行为已着手实施且尚未结束。若在侵害尚未发生时“提前防卫”（事前防卫），或在侵害已终止后“事后防卫”，均不构成正当防卫，可能成立故意或过失犯罪。

判断“正在进行”需结合侵害行为的类型与具体情境。例如，对于持续的暴力伤害（如殴打），侵害的开始时间是行为人实施暴力的瞬间，结束时间是暴力行为停止或侵害者失去继续侵害能力时；对于财产犯罪（如抢劫），即使侵害者已取得财物，若被害人当场追击并试图夺回财物，仍可视为“侵害正在进行”（理论上称为“防卫适时性的延伸”）。实践中，曾有案例因将“侵害结束时间”错误认定为“财物转移占有”而不当否定防卫性质，后经再审纠正，这提示司法者需结合侵害的“时间连续性”与“法益恢复可能性”综合判断。

（三）限度条件：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必要限度”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核心分界点。根据立法与司法实践，“必要限度”需从两方面把握：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