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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工作者四个想一想医疗腐败心得体会

参加医院组织的“四个想一想”专题警示教育活动已有半月，那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剖析、发人深省的廉政党课、直击灵魂的忏悔视频，仍像重锤般敲打在心头。作为在临床一线工作了15年的外科医生，从最初的住院医师成长为带教主治医师，我经历过手术台上的生死抢救，见证过患者康复时的喜极而泣，也目睹过医疗行业个别乱象对医患关系的伤害。这次“四个想一想”活动，让我重新梳理了从医以来的思想轨迹，在对照反思中更深刻地理解了“廉洁从医”四个字的重量。

第一想：想一想从医初心，是否还守得住那份纯粹？

2008年夏天，我拿到医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父亲翻出他珍藏的老照片——那是1976年他作为赤脚医生在田间给农民看病的场景，胶卷已经泛黄，但他蹲在田埂上给老乡包扎伤口的专注神情依然清晰。他拍着我的肩说：“医生是离人性最本真的地方最近的职业，别让杂念模糊了眼睛。”报到当天，我们在南丁格尔像前庄严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如何学好解剖学、掌握缝合技巧，如何在患者疼痛时成为“止痛片”，在生命垂危时成为“救生绳”。

工作第三年，我在急诊科值大夜班。凌晨三点送来一位被钢筋刺穿腹部的建筑工人，血压只剩70/40mmHg，意识模糊。我和团队连续抢救6小时，清除坏死组织、修补肠管、纠正休克，当患者术后第三天睁开眼睛，第一句话是：“大夫，我家在贵州农村，手术费能不能缓缓？我工地老板说明天来结账……”他眼里的惶恐让我鼻子发酸——我们忙着救命时，根本没顾上问费用，而他首先想到的是怕拖累别人。那天他妻子捧着一筐自家种的土鸡蛋来感谢，被我婉拒后，她抹着眼泪说：“你们是我丈夫的再生父母，这点心意都不收，我们心里不安。”我握着她的手说：“救他是我们的本分，您把鸡蛋拿回去给孩子补补，比给我们更有意义。”

可随着职称晋升、手术量增加，我也曾有过动摇时刻。两年前，某医药代表以“学术交流”名义约我吃饭，席间提到“您负责的关节置换手术，用我们的耗材可以给团队额外支持”。我借口接电话走出包间，站在走廊里，手机屏保是父亲当赤脚医生的照片，照片里他的白大褂虽然洗得发白，却干净得没有一丝褶皱。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刚工作时，带教老师说过：“手术刀的分量，一半在技术，一半在良心。要是心里装了别的东西，刀就拿不稳了。”从那以后，我把“拒绝医药代表单独邀约”写进了手机备忘录，每次收到类似信息，就翻出老照片看看——初心不是挂在墙上的誓言，是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容不得半点杂质。

第二想：想一想患者期待，是否对得起那声“医生”的呼唤？

去年冬天，我收治了一位78岁的股骨颈骨折患者张奶奶。她独居，子女在外地工作，住院期间总把饭卡塞给护士说“麻烦帮我买两个馒头就行”。查房时我发现她床头只有一盒降压药，便问：“奶奶，平时吃饭能保证营养吗？”她笑着说：“能吃饱就行，我这把老骨头，治好了也是给孩子们添负担。”那一刻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我们总说“治病救人”，可“救”不仅是修复身体，更要抚慰心灵。后来我联系医院社工部，帮她申请了老年患者营养补助，还让实习医生每天陪她聊半小时天。出院时，她攥着我的手说：“大夫，你比我亲闺女还贴心。”这句话让我明白：患者把命交给我们，图的从来不是物质回报，而是一份“被当作人来对待”的尊重。

反观那些收受红包、滥用耗材的案例，他们或许觉得“就收这一次，患者自愿的”，却没想过：一个农民工攒了半年的钱塞给医生，背后可能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一位癌症患者家属四处借钱送“感谢费”，心里该有多绝望？我曾听护士说过，有位患者手术后悄悄在枕头下塞了2000元红包，被医生发现后立刻退还，还自费给患者买了蛋白粉。患者出院时在意见本上写：“原来医生不收红包，是因为他们把患者的健康看得比钱重。”这句话在护士站传看了很久，大家都说“心里暖乎乎的”。

医生的名字前为什么要加“人民”二字？因为我们的职业属性从来不是商业服务，而是生命托付。当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把最脆弱的部位暴露给我们时，他们喊的那声“医生”，是信任，是依赖，更是把生的希望都押在了我们身上。如果收了不该收的，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期待吗？对得起“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吗？

第三想：想一想法纪底线，是否算得清自由与代价的分量？

警示教育会上播放的忏悔视频里，某三甲医院骨科主任声泪俱下：“我以为收点耗材回扣是行业潜规则，直到被带走的那天，才明白‘伸手必被捉’不是吓唬人。现在每天在看守所里数墙缝，连给老母亲过80大寿都做不到……”他的案例让我想起本科同学李某，毕业后进了某药企做医药代表，前几年聚会时还炫耀“给医生的返点最高能到30%”，去年听说因行贿被立案调查，好好的事业毁于一旦。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法纪红线比其他领域更严格。《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明确规定“严禁接受商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