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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只候鸟是怎么“数”出来的

一、数鸟背后的生态逻辑：从模糊到精准的保护需求

在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每年秋冬至早春，数以百万计的候鸟跨越山海，在湖南洞庭湖、江苏沿海湿地、湖北竹山霍河等关键节点停留越冬。2025年初，湖南省林业局发布的2024—2025年越冬水鸟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共记录水鸟7目12科77种46.52万只；同期江苏的调查更显示，越冬水鸟数量超51万只。这些看似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套精密的生态保护逻辑——只有精准掌握候鸟的种类、数量及动态变化，才能为保护政策制定、栖息地修复、迁徙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候鸟是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其种群数量和分布直接反映湿地生态健康状况。以洞庭湖为例，作为全球重要的候鸟越冬地，这里的水鸟数量波动可能关联着水质变化、鱼类资源丰度、滩涂面积增减等多重生态因子。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博士孙戈指出：“公众看到的是一个笼统的大数，但统计人员需要从当年10月至来年3月，每月3次记录每种鸟类的增减趋势。这些数据链能揭示哪些物种在衰退、哪些在扩张，进而指导我们调整保护优先级。”湖南将候鸟保护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并划定20处迁飞通道重要保护区域，正是基于多年监测数据的积累。

二、数鸟的技术密码：从经验积累到科学体系的跨越

要数清数十万只候鸟，绝非“拿望远镜数数”这般简单。这是一场融合了生物识别经验、空间规划智慧与技术工具创新的系统工程。

（一）识鸟：十年磨一剑的“生物字典”

在湖南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刘鹏的成长史是识鸟技术的缩影。刚入职时，他每天带着望远镜和图鉴蹲守湿地，用一个月时间才勉强将鸟类名称与形态对应；要达到“看一眼辨物种”的水平，至少需要10年经验积累；而资深监测员甚至能“听声辨鸟”——通过鸣叫声区分夜鹭与池鹭、绿头鸭与斑嘴鸭的细微差异。

物种识别的难点在于近缘种的区分。例如，鸭科水鸟的雌性个体长相高度相似，仅凭毛色难以分辨；但雄性个体的羽色、头型差异显著（如绿头鸭的金属绿头、斑嘴鸭的黄色喙斑），监测员便通过观察“雄性-雌性伴生”规律来定位物种。中国林科院的培训课程中，专门设置了“形态细节+习性生境”的复合识别法：从爪子的蹼间结构判断是游禽还是涉禽，从觅食姿势（低头啄食或长颈探水）区分鹭类与鸭类，从栖息地选择（浅滩或深水区）辅助确认物种。

（二）布点：候鸟“偏好地图”的精准绘制

数鸟前的“点位规划”是关键一步。在南洞庭湖，明朗山、车便湖等10个固定监测点被选为“数鸟点”，这些区域是候鸟用脚投票的“传统栖息地”——滩涂广阔、水位稳定、食物充足，短时间内不会改变。益阳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科研股长张勇介绍，点位选择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位于候鸟集中活动区（如浅水区滩涂），二是具备观测条件（如可通过快艇或徒步到达，且与鸟群保持数百米安全距离，避免惊扰）。

随着生态改善，候鸟栖息地不断扩展。湖北竹山2025年秋季调查中，原本未覆盖的支流浅滩出现小天鹅集群，当地立即增设3个监测点；湖南近三年因湿地修复新增5处候鸟栖息地，同步增加了8个“数鸟点”。这种动态调整的布点策略，确保了监测网络与候鸟分布的同步性。

（三）计数：从“人工估算”到“科技辅助”的升级

面对数万只集群的候鸟，传统逐只计数显然不现实。湖南采用的“集团计数法”是核心技术：通过望远镜将视野等分为若干格子，统计单格数量后乘以格子数，快速估算集群总量。为避免重复计数，所有“数鸟点”必须同步开展监测——同一时间、同一标准，确保区域内候鸟“非此即彼”，不会被重复统计。

科技赋能让计数更精准。湖北竹山调查团队配备800倍镜头相机、陆生野生动物监测APP，观测到水鸟群后，立即拍摄高清影像、标注地理坐标，通过APP实时上传数据；湖南监测员则在人工计数后，将照片和视频导入AI识别系统，利用图像分割技术二次核验数量。国家标准GB/T37364.4-2024《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技术规程》更对水鸟同步调查提出明确要求：沿海地区需在高潮期观测（此时水鸟集中于滩涂），群体飞行时按5/10/20/50/100为基数估算，数据处理需采用距离抽样模型或最大熵物种分布模型，样本量不足时禁止外推。这些技术规范为全国候鸟统计提供了统一“标尺”。

三、数鸟的未来图景：科技赋能与生态共荣的新范式

从湖南46.52万只到江苏51万只，候鸟数量的增长既是生态保护的成果，也对监测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的“数鸟”，将呈现三大趋势：

（一）技术融合：从“人眼为主”到“空天地一体化”

当前，AI识别、自动相机、GPS追踪已逐步应用，但“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正在成型。例如，无人机可对大区域进行扫描，快速定位候鸟集群；卫星遥感能分析湿地植被变化，预判候鸟栖息地分布；红外触发相机可24小时记录夜行性鸟类活动。江苏盐城湿地已试点“无人机+AI”监测，单月监测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