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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校内综合实践的学生发言稿范文

各位老师、同学：

站在这里，我想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上个月我们“校园生态小卫士”实践小组在生物园拍的。照片里，我蹲在池塘边，手里捧着装着水样的量杯，身后的王雨正举着pH试纸对照色卡，李航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溶解氧的数据。那天阳光很暖，风里飘着七里香的味道，但我们谁都顾不上抬头——因为前一周测到的氨氮值突然超标，我们正争分夺秒排查原因。

这就是我们持续了三个月的校内综合实践的一个缩影。从最初对着“五育融合”方案一头雾水，到现在能自信地说“实践不是任务，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钥匙”，这段经历像一颗被慢慢剥开的糖，甜味是在过程里一点一点渗出来的。

一、当课本落进泥土：从“知道”到“懂得”的跨越

开学初，学校发下综合实践手册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盯着“跨学科项目”“解决真实问题”这些词直犯愁。我们小组七个人，有选物化生的，有学政史地的，还有两个学艺术的，能凑出什么“真实问题”？直到某天课间，我蹲在生物园的银杏树下背书，听见打扫的张阿姨叹气：“这池塘的水怎么越来越浑，前两年还能看见小鱼呢。”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在我们的讨论会上激起了涟漪。“要不就做校园生态调查？”美术生林夏提议，“我之前拍过生物园的四季，确实感觉近两年植物状态变差了。”于是我们的项目有了第一个名字——“寻找生物园的‘健康密码’”。

接下来的三周，我们成了校园里最“烦”的人：缠着生物老师学水质监测方法，翻遍图书馆找《城市小型水体生态修复案例》，甚至用零花钱买了简易的水质检测套装。第一次测溶解氧时，我们手忙脚乱地摇晃滴定管，结果试剂撒了半桌子；统计植物覆盖率时，我和李航举着皮尺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裤脚沾了一身苍耳；最崩溃的是做问卷调查——我们以为“同学们对生物园环境的满意度”是道简单的选择题，可收回来的问卷里，有同学写“喜欢春天的樱花，但垃圾桶太少，零食袋总被风吹进池塘”，有保洁阿姨画了张草图，标注“角落的枯枝堆容易藏虫”，还有低年级的小朋友用拼音歪歪扭扭写：“希望池塘里有青蛙，这样夏天可以听叫声。”

这些真实的反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最初的天真——我们以为“解决问题”就是测几个数据、写份报告，可当看到问卷里那句“你们会真的想办法吗？”时，我们突然意识到：实践不是交差，是要对这片土地负责。

二、在碰撞中生长：团队里的“矛盾”与“和解”

如果说前期调研让我们摸到了实践的门槛，那么方案设计阶段就是一场关于“合作”的必修课。我们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修复方案”讨论会上。学化学的陈默坚持要撒絮凝剂快速净化水质，理由是“数据最直观”；学地理的王雨反驳：“絮凝剂只能治标，我们需要找污染源。”美术生林夏翻出自己拍的视频：“你们看，上周三下午四点，有低年级学生在池塘边喂面包，水面飘着白渣；周五早上，环卫车在旁边倒垃圾，污水流进了下水道——这些才是关键。”

争执最激烈时，平时话最少的张阳突然开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分清楚‘紧急问题’和‘根本问题’？”他摊开自己整理的时间线表格，把三个月的监测数据按时间、天气、活动事件标注，用红色笔圈出：“每次水质恶化都在雨后，可能和地表径流有关；而溶解氧低的时段集中在傍晚，可能和植物光合作用减弱有关。”

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跨学科不是把不同学科的知识堆在一起，而是让每个人的“视角”成为拼图的一块。陈默后来查了资料，发现絮凝剂可能破坏水体微生物平衡；王雨跟着后勤处排查下水道，找到了堵塞的排污口；林夏设计了“文明观园”提示牌，用她擅长的插画画了青蛙和小鱼的“求救信”；张阳则做了个简易模型，用不同颜色的水模拟雨水冲刷对池塘的影响。

我们甚至“跨界”拉来了帮手——教劳技的周老师带着我们用废旧塑料瓶做了雨水过滤装置，音乐社的同学为提示牌配了二维码，扫码能听到青蛙叫的录音。当这些碎片一点点拼起来时，生物园的变化比我们预期的更快：后勤处疏通了排污管，学生会发起了“不投喂、不乱丢”倡议，上周再测水质时，氨氮值从8.2降到了3.1，李航举着试纸喊“达标了”的声音，惊飞了池塘边的两只白鹭。

三、实践教会我们的“隐性课”：比结果更重要的成长

三个月的实践结束时，我们交了一份28页的报告，里面有数据、有分析、有前后对比图。但真正刻进心里的，是那些课本里学不到的“隐性课”。

第一堂课是“真实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最初我们总想着“找到最优解”，可当看到后勤师傅说“雨水过滤装置虽好，但成本有点高”，当听到有同学说“提示牌太可爱了，我反而更舍不得破坏环境”，我们才明白：解决问题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平衡。后来我们调整了方案——重点区域用定制提示牌，普通区域用可循环的木牌；雨水过滤装置先做试点，用收集的雨水浇花，既环保又能让更多人参与。

第二堂课是“学会说‘我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