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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游戏成瘾标签中的道德恐慌与父母责任转移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中小学生游戏成瘾已成为一个引发高度社

会焦虑的公共议题。主流话语倾向于将其医疗化与病理化，视为一种

亟需外部干预的精神疾病。然而，这种疾病框架，遮蔽了其背后复杂

的社会建构过程。本文旨在运用道德恐慌与标签理论的社会学视角，

结合对密集型育儿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剖析游戏成瘾这一标签的建构

机制，及其作为父母责任转移策略的社会功能。本研究采用批判性话

语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主流媒体、医学专家以及网络亲子论坛中的

相关话语。研究发现，游戏成瘾话语的流行，并非源于其临床的客观

性，而是媒体、专家等道德企业家与焦虑的父母群体合谋建构的一场

道德恐慌。游戏被塑造成电子鸦片式的民间恶魔。这场恐慌的核心社

会功能，在于管理父母在教育内卷与密集型育儿双重压力下的焦虑与

失范感。通过将学业失败、亲子冲突或心理压抑等结构性问题，归因

于成瘾这一外在的、技术性的病理，父母的育儿责任被巧妙地转移到

了游戏这一替罪羊身上，从而豁免了对家庭与教育制度本身进行深刻

反思的必要性。

关键词：游戏成瘾，道德恐慌，责任转移，父母焦虑，标签理论

二、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网络游戏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渗透到中国中

小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与此相伴生的，是一种弥漫性的、近乎歇

斯底里的社会焦虑——即对游戏成瘾的恐慌。从电子海洛因到精神鸦

片，这些污名化的隐喻在主流媒体话语中屡见不鲜，成功地将玩游戏

这一日常的娱乐行为，建构为一种公共的道德危机与医学的病理现象

。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似乎更为这一恐慌提

供了科学的合法性背书。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吊诡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国家层面自

上而下的强力监管，如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不断加码；另一方面，

是家庭层面自下而上的极端干预，如戒网瘾学校的层出不穷与电击疗

法的死灰复燃。游戏，被普遍视为洪水猛兽，是摧毁青少年学业、健

康乃至家庭未来的罪魁祸首。

然而，在这种同仇敌忾的集体声讨中，一个关键的社会学问题被

悬置了：这种恐慌的强度，与其宣称的危害的客观证据，是否匹配？

成瘾这一标签，究竟是一个中立的医学诊断，还是一个充满了价值预

设的社会建构？更核心的是，当一个家庭宣称他们的孩子游戏成瘾时

，这个标签在家庭的微观权力互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教育内卷与密集型育儿模式成为中产阶级唯一政治正确的当下

，父母（尤其是母亲）被赋予了无限的育儿责任。子女的学业成就，

被直接等同于父母的人生成就。那么，当子女出现学业滑坡、情绪抑

郁、或亲子对抗时，这种密集型育儿模式便濒临崩溃。此时，游戏成

瘾这一外在的、医学化的标签，是否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框架

与责任的出口？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游戏成瘾的公共话语，是如何被

媒体与专家等道德企业家建构为一场道德恐慌的？在家庭的微观情境

中，父母的焦虑是如何驱动他们主动接纳并使用这一标签的？这一标

签在功能上，是如何实现了将家庭内部（如育儿方式、亲子关系、学

业压力）的结构性问题，转移为游戏这一外部技术入侵的问题？本研

究的目标，正是解构这一标签背后的权力逻辑，揭示恐慌的社会功能

。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对话，建立在对游戏成瘾的医学-心理学研究、道德

恐慌的社会学理论、以及现代父母的焦虑与责任研究三个知识板块的

交叉审视之上。

首先，关于游戏成瘾的主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与精神医学

领域。其核心范式是病理化的。学者们致力于界定其诊断标准（如失

控、戒断、耐受）、探索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如多巴胺奖赏回路）、

测量其流行率，以及开发个体化的干预方案（如认知行为疗法）。世

界卫生组织的游戏障碍定义，是这一范式的集大成者。这些研究的贡

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语言与工具，使得过度游戏问题得

以被识别与被干预。然而，其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其去社会化与去情境

化的个体归因。它假设成瘾是一种客观存在于个体大脑中的疾病，而

忽视了这一标签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更忽视了个体沉迷行为背后深刻

的社会与家庭的动因（如逃避现实的学业压力、弥补家庭关爱的缺失

、寻找虚拟世界的成就感）。

其次，道德恐慌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批判性的社会学视角。这

一理论由斯坦利·科恩开创，并由古德与本-耶胡达等人完善。它指出

，社会会周期性地爆发对某些群体或现象（即民间恶魔）的非理性恐

惧，而这种恐惧的程度与其实际的危害不成比例。这一过程由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