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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

第11课：商品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课程导入

辽宋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重要阶段。与这一时期政治格局的纷繁复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经济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尤其是宋代，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本课将聚焦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主要特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探讨其在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商品经济的繁荣景象及其动因

（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与市镇的兴起

本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统坊市制度的逐渐瓦解。宋代都城如汴京（开封）、临安（杭州），打破了以往住宅区（坊）与商业区（市）的严格界限，店铺可以临街开设，营业时间也不再受宵禁的限制，出现了“夜市”与“早市”，城市的商业功能因此得到极大释放。除了都城，一批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也因商业而兴盛，如成都、扬州、广州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周边及交通要道之处，兴起了大量以工商业为主要功能的市镇。这些市镇往往从最初的定期集市发展而来，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和规模扩大，逐渐形成固定的聚居点和商业网络。它们是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商品经济向基层社会渗透的体现。

（二）商品种类的丰富与市场网络的拓展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可供交换的商品种类日益丰富。农产品中的粮食、茶叶、丝绸、瓷器、水果、蔬菜等大量进入市场；手工业产品更是琳琅满目，除了传统的丝织品、陶瓷器、金属器皿外，印刷品、纸张、漆器、文具以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与销售都十分兴旺。部分地区还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如景德镇的瓷器、蜀地的锦缎等。

国内市场网络不断拓展，长途贩运贸易日益活跃。地方性的集市（墟、集、场）与城镇市场、区域性中心市场乃至全国性大都市市场相互连接，构成了多层次、网络化的商品流通体系。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愈发重要，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后有会子等），这既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也反过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便捷与规模的扩大。

（三）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

辽宋夏金元时期，特别是宋代，由于陆上丝绸之路时常因政权并立而受阻，政府更加重视海上贸易。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如指南针的应用）居世界领先地位，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可能。广州、泉州、明州（宁波）等港口城市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非、欧洲都有广泛的贸易往来。

出口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铜钱等为主，进口商品则包括香料、象牙、珠宝、药材、珍禽异兽等。政府通过设立市舶司等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商税，获取了丰厚的财政收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也极大地丰富了国内的商品市场。

（四）商品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因

1.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曲辕犁、筒车等农具的推广，新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如占城稻），使得农业生产率提高，粮食剩余增加，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劳动力和商品来源。手工业部门的扩大、分工的细化和技术的进步，则直接提供了丰富的手工业产品。

2.技术进步的推动：如前所述，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印刷技术以及纺织、制瓷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3.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环境：宋代政府对商业活动的限制较前代有所放松，鼓励通商，重视商税，并通过设立市易务等机构参与和调控市场。社会对商人的观念也有所转变，“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秩序虽未根本动摇，但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商业经营也被视为正当的谋生与致富手段。

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改变了经济面貌，也对传统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一）士族门阀制度的彻底衰落与“士”阶层的流动性增强

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打破了以往士族门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更多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读书应试进入统治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非普遍现象，但确实反映了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增大。这种流动性使得统治基础更为广泛，也促使“士”阶层与科举制度紧密结合，其构成更加多元化。

（二）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壮大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一个以工商业者、小商贩、手工业者、雇工、以及服务行业从业者等为主体的新兴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壮大。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对文化娱乐有着强烈的需求。这直接催生了市民文化的繁荣，如勾栏瓦舍中的杂剧、说书、弹唱等通俗文艺形式的兴盛。

（三）土地关系的变化与租佃制的普遍化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土地买卖日益频繁，土地兼并现象依然存在，但土地所有权的流动性增强。一方面，一些商人通过经商致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