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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的狐鬼意象（人性、道德）

引言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郭沫若，1962）。这部“孤愤之书”中，狐、鬼、花妖、精怪等非人类意象占据了近半数篇幅，其中又以狐与鬼的形象最为鲜活生动。不同于传统志怪小说中“妖异必害人”的刻板设定，蒲松龄笔下的狐鬼被赋予了复杂的人性特质与道德维度——它们或温柔深情如人类娇妻，或正直侠义似人间义士，或狡黠机变若市井小民，在人鬼混居、仙凡交织的叙事空间里，构成了一面映照人性幽微的镜子。本文将从狐鬼意象的文学建构入手，探讨其如何通过情感投射、欲望呈现与道德评判，成为蒲松龄观察人性、反思伦理的重要载体。

一、狐鬼意象的文学建构：超越物性的人性载体

（一）狐与鬼的形象分化：从“妖异”到“类人”的突破

在《聊斋志异》之前，狐与鬼的文学形象多被符号化：狐因“狐媚”特性常与“惑人”关联，《礼记》载“狐鸣于室，不祥”；鬼则因“人死为鬼”的原始观念，多以恐怖、复仇的面貌出现（袁珂，1984）。但蒲松龄突破了这一传统，赋予狐鬼以鲜明的“类人”特征。

狐的形象中，约80%为女性（马瑞芳，2005），她们或如《婴宁》中“笑容可掬”的婴宁，“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天真烂漫如未涉世事的少女；或如《辛十四娘》中“着红帔，容色娟好”的辛十四娘，聪慧机变、明辨是非，能为爱人筹谋未来；亦有《小翠》中“善谑”的狐女小翠，以顽皮化解家庭矛盾。这些狐女虽保留“畏犬”“尾隐衣中”等物性特征（如《胡四娘》中胡四娘醉酒后露出狐尾），但整体行为模式、情感表达与人类无异。

鬼的形象则更具复杂性。《聂小倩》中的聂小倩本是“生为庸人妇，死为庸鬼”的薄命女子，被夜叉驱使“摄人精血”，却因不忍伤害书生宁采臣而“愿为役使”，最终在宁生的帮助下“脱鬼域”；《连琐》中的女鬼连琐“容态妖婉”，与杨于畏以诗传情，“每至斋中，辄掩门笑，不即去”，其对爱情的渴望与人类并无二致。相较于狐的“灵动”，鬼多带“哀婉”底色，但两者共同的特征是：物性退居其次，人性成为主导（王枝忠，2010）。

（二）“人-鬼-狐”的叙事互动：构建人性观察的实验场

《聊斋志异》的叙事常以“人”为中心，狐鬼或主动介入人间（如狐女自荐为妻），或被动与人类相遇（如书生夜宿荒寺遇鬼），这种“跨界”互动为观察人性提供了特殊视角。例如《画皮》中，王生被“二八姝丽”的鬼所惑，明知“深山宁有女子”却“悦其色”，最终因贪色遭祸；而《青凤》中，耿去病对狐女青凤一见倾心，虽被叔父呵责“此婢狂憨，少教训”仍“心向往之”，其执着与真诚最终打动青凤家族，成就姻缘。

通过人狐、人鬼的情感纠葛，蒲松龄剥离了世俗身份（如门第、财富）对人性的束缚——狐鬼无科举功名之累，无家族伦理之缚，反而能更纯粹地展现人性中的本真（袁世硕，1998）。这种“去背景化”的设定，使狐鬼成为“人性实验体”，其言行选择更接近人性的原始状态。

二、人性的多面映射：从情感欲望到价值选择

（一）情感维度：超越生死的真挚与复杂

狐鬼意象最动人之处，在于其对人类情感的深度模仿与超越。

爱情层面，狐鬼的“非人类”身份反而使其爱更纯粹。《婴宁》中婴宁与王子服的爱情，始于“拾花相戏”的天然亲近，无“父母之命”的束缚，无“聘礼厚薄”的计较，婴宁“笑”贯全篇，正是对世俗婚恋中“矜持”“算计”的消解；《香玉》中黄生对牡丹花妖香玉的深情，“生恒往来其下，徘徊不能去”，甚至因香玉“花萎”而“哭之恸”，最终“并蒂而开”的结局，将爱情升华为超越生死的生命共鸣。

亲情层面，狐鬼亦有“舐犊之情”。《狐谐》中狐母为保护幼狐，以“谐谑”化解人类的恶意；《张诚》中狐母虽被丈夫抛弃，仍含辛茹苦将幼子张诚抚养成人，其“夜绩以供粥”的辛劳与人间慈母无异。这些描写打破了“妖异无情”的偏见，揭示情感是跨越物种的共通人性（马瑞芳，2005）。

（二）欲望维度：对“人欲”的真实呈现与辩护

晚明以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虽仍占主流，但市民阶层的兴起催生了对“人欲”的关注。蒲松龄借狐鬼之口，大胆呈现人性中的欲望，并赋予其合理性。

对“美”的追求：狐鬼多具“容色姝丽”的外貌，《阿宝》中狐仙幻化的“少丽”女子，令孙子楚“心益动”；《阿绣》中狐女为追求爱情，甚至“效阿绣之貌”与人类女子竞争。这种对美的渴望，本质是人性中“趋乐避苦”的本能，蒲松龄并未批判，反而以“情之所钟，虽丑不嫌”（《阿宝》中孙子楚“痴”爱丑女阿宝）的情节，肯定“真情”高于“外貌”的价值。

对“物质”的需求：部分狐鬼亦有世俗欲望，如《胡四娘》中胡四娘的狐族兄弟“好货”，因嫌弃妹夫程孝思“贫”而轻视其家；但胡四娘本人却“安贫守志”，最终程孝思“贵显”后，兄弟又“惭沮”。这种对“趋炎附势”的描写，实则是借狐鬼之态映射人间世态，揭示“贪财”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