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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内容生成的版权问题与监管

引言

近年来，以大语言模型、图像生成模型为代表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快速迭代，从文本创作、图像生成到视频制作，其应用场景已渗透至文化创意、教育科研、商业营销等多个领域。据相关机构统计，全球AIGC市场规模年均增长率超过40%，技术革新在带来效率提升与创作范式变革的同时，也对传统版权法律体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3）。AIGC内容是否具备“独创性”从而构成作品？训练数据的使用是否涉嫌侵权？生成内容的版权应归属于开发者、使用者还是AI本身？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创作者权益保护，更影响着AIGC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围绕AIGC内容生成的核心版权争议展开分析，结合国内外监管实践，探讨完善版权治理的可行路径。

一、AIGC内容生成的版权核心争议

AIGC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其“生成”过程的非人类主导性，这使得传统版权法中“作者中心”的逻辑框架面临重构挑战。要解决AIGC的版权问题，需首先厘清生成内容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及全流程侵权风险。

（一）生成内容的“作品”属性认定困境

根据《伯尔尼公约》及各国著作权法，“作品”需满足“独创性”与“可复制性”两大核心要件。其中“独创性”要求内容体现创作者的个性化表达，且达到最低限度的创造性（吴汉东，2021）。对于AIGC生成内容而言，其“独创性”认定存在双重争议：

一方面，生成内容的“创造性来源”存疑。传统作品的独创性源于人类作者的智力投入，而AIGC的生成过程本质是算法对海量数据的统计分析与概率计算。例如，某图像生成模型根据“赛博朋克风格的古城”指令生成的画作，其色彩搭配、构图逻辑均由模型基于训练数据自动推导，人类用户仅提供了指令关键词（李琛，2022）。这种情况下，生成内容的“创造性”是应归属于编写算法的开发者、输入指令的用户，还是视为无人类干预的“机器产物”？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生成内容的独创性标准需差异化判断。文本生成领域，若AIGC仅完成语法纠错或语段重组，其输出可能被认定为“机械劳动成果”；但在诗歌、小说创作中，若生成内容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风格或情感表达，则可能被视为具备独创性（王迁，2023）。美国版权局曾在某案例中明确拒绝为完全由AI生成的漫画授予版权，但对“人类作者对AI输出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内容予以保护（U.S.CopyrightOffice,2023），这一实践反映了“人类创造性介入”在认定中的关键作用。

（二）版权归属的多元主体冲突

若生成内容被认定为作品，其权利归属需在开发者、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等多元主体间界定。当前理论与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其一，“用户中心说”认为，用户通过输入指令、调整参数等方式对生成过程施加了控制，应视为“实际创作者”。例如，用户要求AI生成“某历史事件的小说”并多次修改关键词，其指令实质构成了创作意图的表达（冯晓青，2022）。

其二，“开发者中心说”强调，生成内容的底层逻辑由开发者编写的算法与训练数据决定，AI本质是开发者创作工具的延伸，因此开发者应享有版权。但这一观点忽略了用户在具体场景中的个性化干预，可能导致权利与控制不对等。

其三，“公共领域说”主张，AIGC生成内容因缺乏明确的人类创作者，应视为公共产品。但此观点可能挫伤开发者与用户的创新积极性，不利于产业发展。

目前，多数司法实践倾向于“用户主导+开发者辅助”的折中路径。例如，欧盟法院在某AI生成音乐版权案中判定，若用户对生成结果进行了“实质性选择与安排”，则用户为作者；若仅使用默认参数生成，权利可能归属于开发者（CourtofJusticeoftheEuropeanUnion,2022）。

（三）全流程侵权风险的复杂样态

AIGC的“训练-生成”全链条中，存在多重侵权隐患。

在训练阶段，模型需基于海量数据进行学习，若这些数据包含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如未授权的文章、图片、代码），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例如，某代码生成模型因训练数据包含大量开源代码却未合理标注，被多个开发者联合起诉（中国互联网法院，2023）。尽管部分国家允许“文本与数据挖掘”（TDM）例外，但通常要求以非商业性、不损害作品正常利用为前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1）。

在生成阶段，AIGC可能输出与现有作品高度相似的内容，引发剽窃或演绎权争议。例如，某AI生成的小说被指与某经典作品情节结构高度重合，著作权人主张其侵犯了改编权。此时需区分“巧合相似”与“实质性相似”，但由于AIGC的生成机制具有黑箱性，举证难度显著高于传统侵权案件（孔祥俊，2022）。

此外，生成内容的传播环节也可能涉及侵权。若用户将AI生成的侵权内容上传至网络，可能触发帮助侵权责任；若平台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可能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王利明，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