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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不予答复案例

引言

政府信息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重要制度安排。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在信息透明化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实践中仍存在“申请易、答复难”的突出问题，其中“不予答复”现象尤为典型。这类案例不仅直接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更削弱政府公信力，成为制约信息公开制度效能的关键瓶颈（王锡锌，2018）。本文通过梳理典型案例、分析深层原因、探索解决路径，旨在为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提供参考。

一、政府信息公开不予答复的现状与影响

（一）不予答复的界定与表现形式

根据《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应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延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国务院，2019）。所谓“不予答复”，指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任何书面或口头回应，或虽有回应但未实质处理申请内容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包括：超期未作任何回复、以“信息不存在”“不属于本机关公开”等笼统表述敷衍、以“涉及国家秘密”“影响社会稳定”等模糊理由拒绝说明具体依据（周汉华，2020）。

（二）不予答复的普遍性与社会影响

实证研究显示，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不予答复类案例占比约15%-20%，且呈现“基层多、层级高少”“敏感领域多、常规领域少”的分布特征（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2021）。例如，某省2022年政务公开第三方评估报告指出，乡镇政府在土地征收、扶贫资金使用等领域的不予答复率高达28%，远超市级以上部门（某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2）。这类案例的直接后果是申请人需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维权，增加其时间与经济成本；长期来看，会降低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甚至引发对政府“选择性公开”的质疑，影响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应松年，2019）。

二、政府信息公开不予答复的典型案例类型

（一）超期未答复：程序违法的“消极不作为”

此类案例中，行政机关未在法定或延长期限内作出任何形式的答复。例如，某企业因参与市政工程招标，向区住建局申请公开“该工程用地预审意见”。企业于10月15日通过EMS寄送申请，11月10日（第20个工作日）仍未收到回复，多次电话询问后，工作人员仅称“正在办理”，直至12月中旬才告知“信息不存在”（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3）。这类行为本质是程序违法，反映出部分部门对信息公开时限要求的轻视，暴露出内部流程管理的漏洞（高家伟，2020）。

（二）形式性答复：实质内容的“空转”

部分行政机关虽在期限内回复，但内容未针对申请事项作出有效回应。例如，某村民申请公开“本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款发放明细”，收到的答复为“相关信息已在村务公开栏公示”，但未提供具体时间、地点或可查询的渠道；当村民进一步要求书面材料时，答复称“已履行公开义务”（某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22）。这种“告知已公开但无法实际获取”的答复，被学者称为“形式性公开”，实质是对申请人权利的变相剥夺（李洪雷，2020）。

（三）推诿式答复：责任划分的“踢皮球”

涉及多部门职责交叉的信息公开申请，常出现“不属于本机关公开范围”的答复，但未指引正确申请路径。例如，某市民申请公开“某河流域水污染治理资金使用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回复“资金由财政部门管理，不属于本机关公开”；市财政局则称“资金拨付依据环保部门意见，应由其公开”。双方均未提供对方的联系方式或具体职责依据，导致申请人陷入“循环申请”困境（某省行政复议决定书，2021）。这种现象反映出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缺失，以及“本位主义”思维对信息公开的阻碍（王敬波，2021）。

三、政府信息公开不予答复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制度设计的模糊性：法律条款的“弹性空间”

《条例》虽明确了答复期限和内容要求，但部分条款存在解释空间。例如，“信息不存在”的认定标准未细化，行政机关仅需“检索后确认不存在”即可答复，而申请人难以核实检索过程的真实性；“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界定缺乏具体清单，导致部门随意扩大适用范围（周汉华，2020）。这种制度模糊性为“不予答复”提供了“合法外衣”，也增加了司法审查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2019）。

（二）执行机制的薄弱性：流程与考核的“双重缺位”

从内部流程看，部分基层部门未设立专门的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申请受理、审核、答复等环节由办公室或业务科室兼任，工作人员常因业务繁忙拖延处理（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2021）。从外部考核看，目前对信息公开的评估多侧重“数量”（如主动公开信息条数），忽视“质量”（如答复满意度、纠错率），导致部门缺乏改进动力（某省政务服务管理局，2022）。

（三）观念意识的滞后性：“保密优先”的惯性思维

受传统“行政保密”观念影响，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