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4400字.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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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积极老龄化的研究国内外文献综述

WHO在积极老龄化框架中对“积极”的定义为：“不断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精神和公民事务，而不仅仅指身体的活动能力或者参与体力劳动的能力”。[1]无论是生产性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还是积极老龄化等，均为当时对老龄化问题的理论回应，除了理论本身的出发点不同以外（如需求本位、消极老龄观等），是对当时社会对老年人的定位的一种体现。积极老龄化的产生离不开前期老龄化理论的探索以及社会的发展，通过文献搜索可以看到积极老龄化的概念被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直至今天积极老龄化的概念也在WHO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框架下各国均有不同的探索并不断的丰富其内涵。

在诸多对概念的探索中，以老年人权利为基础，不再以年龄为本位而是以能力为本位去看待老年人，看到老年人中蕴含的生产性、发展性的潜能（作为人力资源、有发展的可能性等），同时认识到积极老龄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多维概念，从其“健康”、“参与”、“保障”这三个行动支柱中也可看出，在此框架下再加之每个老年人的独特性，组合十分丰富。以上两点是众多概念中体现的共性。不同主体有不同探索，WHO对积极老龄化的定义相较其他概念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到了更多老人的情况，具体体现在保障方面，也是积极老龄化就目前为止还需探索的地方，即对贫困、暴力、保持尊严等方面的保障，这些是阻碍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一些因素。

在学术领域中，对老龄化的理论回应在不断地打磨，基本从普通/成功老龄化[2]（20世纪50、60年代）—健康老龄化（1987年）—生产性老龄化[3]（20世纪80年代）—积极老龄化（1997年）这条主线，或以需求为基础的理论—以价值为基础的理论—以权利为基础的理论—纳入保障的理论为主线，试图分析、推进与建构回应全球化的老龄化问题的理论。

1997年，积极老龄化作为一项政策主张被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是指“人到老年时，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使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尽可能发挥至最大效应的过程”[1]。“它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在一生中体力、社会以及精神方面的潜能，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参与社会，在需要帮助时，能够获得充分的保护、安全和照料。[1]此后，积极老龄化逐渐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基础。[4]有学者融合了各类老龄化观点，认为积极老龄化体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积极:(1)源于健康老龄化的个体的身体积极；(2)源于生产性老龄化的个体的经济积极；(3)基于参与老龄化的个体的精神与社会积极；(4)基于权益的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与保障积极。其中蕴含着个体需求、个体价值以及个体权利。[5]

“健康”、“参与”、“保障”是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其涵义如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良好的健康是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社交和精神上完全健康的状态，在这里健康不被看作是目标，而是生活中的资源，拥有健康是要保持和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保持身体的活力，以健康为基础促进人生目标的实现。健康是指“进入老年后仍能保持健康和生活自理，较少的老人需要昂贵的医疗和照料服务”。[1]参与，积极老龄化的参与包括从事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精神活动。参与继承了成功老龄化中参与社会活动和个人休闲活动的部分，也包括社会参与、做出有贡献的活动等，参与是指“人们在进入老年以后还可以通过收入的和非收入的活动为社会继续做出生产性的贡献”。[1]老年人的参与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社区参与层面，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退休前职业、自我效能感、健康状态、社会网络资源等是会被经常提到的影响社区老年人参与的因素，同时老年人认为参与社区活动的难易程度也会影响其参与的可能性。活动理论表明保持一定的参与能够使人感到满足，在参与的过程中提高各种能力，涉及控制情绪、获得自主感等，同时通过参与也能够扩展信息交换的维度，从而更好的获得所需的支持。保障，确保基本生活保障、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有尊严的照顾，“对生活有安全感、被支持感，家庭和社区可以通过各种努力照顾老年成员”。[1]这其中参与是积极老龄化三个支柱中能够由老年人发挥自主性的一项，健康与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控的，只能通过行为去影响，但老年人只要有意愿，即可参与，这里我们讨论的不包括社会层面的就业等有明显限制条件的参与。

在实践领域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领域越来越丰富，如学习教育、志愿服务活动、再就业、居家养老等，从组织方面来看，建立各层级的老年人协会以搭建与老年人之间沟通与服务的桥梁。

当人们谈论老年人的生活时我们谈论的是什么？老龄化在传统意义上存在着定型与本质预设，这与秉持自然主义与本质主义有关，有学者也提出过老年歧视观以说明对人的老年阶段的消极认识，与消极老年观相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产生发展的积极老龄观。老年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