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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告知“重要事实”的认定

摘要：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其中，第2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

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

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法条并没有明确“重要事实”如何认定以及由谁来认定，本文重点

探讨了这两个问题。本文主张保险告知义务中“重要事实”的判断主体，应采用谨慎保险人标准；

而重要事实“足以影响”程度的判断，应以“决定性影响”为衡量标准。

关键词：告知义务重要事实谨慎保险人决定性影响

引言

保险业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保险人能否将其从投保人处接受的风险和收益进行平衡，保险人需

要将其承保风险转化成相应的保险费率和保险金，这就需要保险人对风险有清晰的把控，而保险人

危险评估需要的资料大多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掌握，为了减少这种信息不对称，平衡双方利益，[1]

保险法上设立了投保人告知义务。从世界各国来看，关于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除了投保人之外，

被保险人是否应该纳入其中，各国规定不同，关于此问题，我国学术界也颇有争议。

根据我国《保险法》可知，告知义务的内容就是“重要事实”，主要包括可能对保险人的承保

决策以及保险费率产生影响的事项。[2]

我国现行相关法律中关于“重要事实”规则的条款存在两点有待完善之处：一是未明确“影响

保险人决策”的判断主体，即判断某一事项是否属于重要事实时，应当以谁的视角进行判断？是采

用投保人的判断标准、保险人的判断标准还是被保险人的判断标准？二是“足以影响”缺少明确的

衡量标准。司法实践也因此产生了各种问题：首先，由于“重要事实”判断主体不明，在实务中，

由保险合同引发的纠纷，多由投保人败诉而告终，因为保险公司为了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在书面

询问时，通常会列出很多详细的问题要求投保人填写，加重投保人负担，规避法律责任。其次，由

于“足以影响”的程度不明，我国的法院在判决书中的表述也不同，会给法律适用带来争议，导致

认知上的混乱，不利于司法的权威性。[3]

对于“重要事实”的认定，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缺乏具体的标准。告知义务“重要事

实”的认定标准的探讨，对我国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我国的保险行业起步较

晚，因此在保险法律的立法、司法工作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我国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告知义

务“重要事实”的认定标准，这不仅是司法的需要，也是保险业平稳发展和保险市场公平竞争的关

键。笔者将尝试探讨保险告知义务“重要事实”规则的认定标准，进而提出《保险法》第16条的修

改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法律制度。

一、保险告知义务概述

（一）保险告知义务的概念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4]保险告知义务是指在签订合同时，依照法律投保人有义务如

实将自身与保险条款相关的重要情况明确告知于保险人。[5]换言之，告知义务设立的目的就是为平

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欺诈行为，为保险人提供明确具体的保险标的信

息，对影响保险人的承保决策和愿意承保的保险费率的因素进行明确。

（二）保险告知义务的主体

关于告知义务的承担者，我国学术界颇有争议。我国《保险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了投保人是

告知义务的履行主体，《海商法》第222条[6]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

在关于谁应当承担保险告知义务的讨论当中，目前学术界尚未取得公认的意见，特别是关于除

了投保人之外，被保险人是否应当被纳入告知义务主体，有两种论点。

持否定说的学者主要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当被保险

人和投保人不一致时，被保险人则并非合同主体，其不应该负有合同中的告知义务；[7]二是从《保

险法》关于投保人的概念界定出发进行考虑：《保险法》中已经明晰了投保人的概念，和被保险人有

不同的含义，并对告知义务人是“投保人”的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在讨论中对此作扩大解释不合

理。[8]

肯定说认为，在某些情境中，特别是在关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案例当中，对被保险人的人身

健康和财产情况最明确的往往只有其自身，因此从节约交易成本和最大诚信原则出发，被保险人应

当也有告知义务。[9]笔者支持肯定说，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第一，保险合同不同于其他交易合同，保险人需要将其承保的风险转化成相应的保险费率和保

险金，这就需要保险人对风险进行评估，而保险人危险评估需要的资料大多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掌

握，即保险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因此保险人正确的评估建立在投保人如实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