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王乐夫蔡立辉.pdfVIP

理解公共管理的“中国逻辑”——以王乐夫、

蔡立辉《公共管理学》为锚点的理论与实践

对话

在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地图上，王乐夫、蔡立辉版《公共管理

学》始终是一座特殊的“路标”：它既不是西方理论的“翻译手册”，

也不是本土经验的“案例集萃”，而是用“中国问题”串起理论脉络，

用“实践回应”校准学术坐标，最终指向一种“扎根中国语境的公共

管理思维”。对于高校学生、基层从业者或是政策研究者而言，这

本教材的价值从来不是“记住多少定义”，而是学会“如何用公共管

理的眼睛看中国”。

一、“公共性”的中国锚定：跳出西方话语的概念陷

阱

翻开教材第一章，编者对“公共管理”的定义没有停留在“公共

组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类泛泛之谈，而是先抛出一个追问：在

中国，“公共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中，“公共性”常与“市场性”“私域性”对立，

强调“非盈利性”或“政府责任”；但在这本教材里，“公共性”被锚定

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它不是抽象的“公共物品供给”，而是具

体到“义务教育是否覆盖所有留守儿童”“医保报销比例是否向农村

倾斜”“老旧小区改造是否尊重居民意愿”这些带着生活温度的问题。

比如教材中分析“公共产品”时，没有照搬萨缪尔森的“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公式，而是补充了“中国语境下的公益属性”：比如事业

单位提供的基础教育，虽然具备“非排他性”，但更核心的是它承担

着“促进社会公平”的公共责任，不能像西方教育市场化那样将其完

全推向市场。

这种对“公共性”的重新定义，本质上是帮读者跳出“西方理论=

标准答案”的思维惯性。当我们讨论“公共服务市场化”时，不会先

问“西方怎么做”，而是先问“这件事是否符合中国的公共利益”；当

我们评估一项政策效果时，不会只看“效率提升”，更会看“是否让

最需要的人受益”。这正是教材传递的第一个核心：公共管理的起

点，永远是“中国的公共利益”。

二、实践的“脉络化”解读：从“改革史”里读懂中国

治理逻辑

公共管理的生命力在实践，而中国公共管理的独特性，藏在40

多年的改革脉络里。教材没有将“政府改革”“社会治理”拆成孤立的

章节，而是用“历史逻辑”串起它们的演变——从80年代的“机构精

简”到90年代的“政企分开”，从2000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新

时代的“放管服”，每一步改革都不是“为改而改”，而是回应当时的

社会矛盾。

比如教材中分析“放管服”改革时，没有停留在“减少审批流程”

的表面，而是深挖其背后的逻辑：90年代的“政企分开”是为了解放

市场活力，而今天的“放管服”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前者是“拆

墙”，后者是“铺路”；前者解决“政府管得太多”，后者解决“政府服

务得不够”。再比如“社会治理”章节，教材没有照搬西方“多中心治

理”理论，而是结合中国实践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框架——不是否定“多元主体”，而是强调

“中国治理的核心是党的领导”：比如社区治理中，居委会不是“西

方的社区自治组织”，而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它的作用不是“对

抗政府”，而是“协同政府解决居民问题”。

这种“脉络化”解读，帮读者建立了一种“历史感”。当我们面对

“数字政府建设”时，不会只看“技术升级”，而是会联系“放管服”改

革的逻辑——数字政府的核心不是“用数据代替人”，而是“用数据

打通部门壁垒，让服务更贴近群众”；当我们讨论“社区治理”时，

不会只谈“居民自治”，而是会想到“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型，理

解社区为什么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这种“从历史看现在”的

思维，正是教材给从业者的重要工具：解决今天的问题，先要读懂

昨天的选择。

三、方法论的“工具化”传递：从“理论”到“解决问题”

的桥梁

对于学生和基层从业者而言，教材最实用的价值，是教会“如

何用公共管理的方法解决具体问题”。教材没有把“方法论”写成枯

燥的“方法清单”，而是将其融入具体的问题场景：

1.用“系统思维”拆解复杂问题

教材中讲“公共政策制定”时，不是教“写政策文本的技巧”，而

是教“用系统论看问题”。比如制定“医保异地结算政策”，不能只考

虑“医保部门的流程”，还要考虑“医院的信息系统是否兼容”“患者的

异地就医需求是否真实”“不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