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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法修订为何一再被推迟？ 但为何一而再再而三被推迟？主要原因：第一，国家行政的权力过大，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权力过小，过虚，无法形成抗衡、博弈的关系。强势政府，弱小社会，民众权利不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预算法的修改难上加难。我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最近有媒体写道过这样的事，我曾经被怒斥过一回。我开会谈纳税人权利时，一位部委退休司长拍案而起，怒斥我“什么纳税人权利，纳税人能给他权利吗？”。我当时不是被吓住，而是被惊住了，我没想到有人会拿这样的话来训斥我。理直气壮到这种程度，这是体制内开会的遭遇，别说拿到社会上讨论，即使在学术界内部在这个问题上，都有很大的争论，人们的思想意识不一样，中国社会越往前发展，想法越不一样，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即使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一件事的看法也是南辕北辙。将来讨论预算时，更不得了，议会里吵架、甚至动手很多原因是因预算案，是为选民负责，预算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面临切身利益时，谁都不会含糊，中国早晚也会面临这一点。这一切都得从现在开始，万里长征中国只是迈出了一步或者一步还没有迈出去，只是酝酿。 我国预算法的修订从2005年开始，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发展确实很快，思想提高得也很快，现在网络上人们关注于公共问题，其实是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的反映。中国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还没想过自己有权利，但现在不一样，人们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了，甚至走到了很多人的前面，社会表面上有点乱象，其实是这个的反映。 预算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下来就要落实到责任，公民除了权利以外还有责任，要承担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份责任，预算法的推动是社会实质进步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可能更多关心更热闹的事，对这样非常严肃的事，没有给予很大的关注，一个是财政预算专业的问题，也是我们常年以来在这方面的宣传报道不够或者不对所造成的，人们把预算当成技术、工具问题，但学术上认为预算不是经济、技术、工具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不同民众的意愿都要通过代议制的形式在议会上反映出来，而议会怎样把所有的意见都变成政府的政策然后推行下去，治理社会，形成善治？主要的手段是预算，整个社会还没有将财政预算认识到位，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特别是需要公民关注的问题，不懂得关注，我们现在在公民意识觉醒的道路上只是上路，很多学者、媒体逐渐在做这样的事，逐渐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导到实质性问题上，推动中国进步。中国要变，必须从根子上变，来一个和平演变，反正是要推进实质性的进步，否则，不进则退，有可能调头回去。可能通过某些事，这些事件越来越多的关注到每个人切身利益时，人们就开始明白，比如说征税，政府的钱究竟花在哪个群体上，是否用在社会保障上和大家的利益上，人们就开始关注，我们正在转这个弯子。 预算法2010年修改稿反倒退步了 去年发生了一个事：国务院强力介入预算法修改。原来国务院对这个事不是特别热心，没有积极介入预算法的修改，但在2010年主动提出要参与这样的事，而且法制办主动召开一系列的会议，论证现在预算法的修改，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上面没有形成跟国务院对话，这跟国家的体制有关。现在预算法的修改稿，由财政部、人大同时起草修改稿，各有各的班子、学者，但修改完以后，汇集到一起时，发现2010年修改稿和1997年修改稿相比没有进步，反倒退步，这令很多学者痛心，越改越回去了，有的地方还不如1997年版，有的甚至在1995年上面。有些事是时代造成的，那个时代产生的法律如果还不变，就是退步。法律不光不到位，还有相矛盾的地方。 第二部分预算是什么？ 传统的教科书讲：预算是法定的政府财政收支计划，法定的政府财政收支计划，这个说法不准确，是个计划，确实是法定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法治，法治有可能是最高层领导下的命令，也有可能是民众选出来的代表讨论、协商、投票表决产生的结果，这是不一样的。政府财政收支的计划，财政收支里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究竟是用在什么地方？是养活政府自己还是救济民生？这样的定义非常简单，简单到什么也说明不了，所以是个不准确的概念。 预算制度使西方再也没有走上极权道路 我归纳了几条：第一，预算是一国重大的政治问题。预算表面是技术、工具问题，实际上是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这是理解预算的起码常识。如果想了解一国的政治，应该首先了解它的预算；如果想了解该国政策的受益者是谁，答案可在预算中寻找。预算历来被称为“国家的钱袋子”，而掌控这个钱袋子的权力，是政治权力中最核心的部分。英国大宪章签订以后，解决了治税权的问题，国王的钱袋就被别人拿走了，成立了开会的场所——议会，在这之后，第二个国王手里拿的权力就是预算，预算在这个过程产生，不光管着你如何征税，还管着你怎么花钱，是两道锁，锁住了国王的权力，国王不能为所欲为，所以西方制度再也没有走上以极权为主流的道路。 预算法修改为什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