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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试论《左传》的外交辞令 【作者】谭 小 云 【关键词】左传??外交辞令??产生??特点 【指导老师】高 月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曲而美,其语博而奥”。[2]它精美纯熟的语言为后代文学提供了艺术借鉴?,?它的文辞丰润而优美、含蓄而醒豁、简练而达情,其外交辞令尤为精彩,尤其是它善于描写“行人”(外交使臣)的能言善辩?,特别是弱小国家的使臣在人强我弱的情况下能讲出有礼貌、有道理、有分量?,委婉而能折服对方的外交语言。如吕相绝秦、臧子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子产献捷等?,多不胜举。这些大量的外交辞令使我们看到自古就有许多人具备了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能。这些外交辞令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既是说话人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他们机智灵活、善于口辩的体现?,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一、《左传》外交辞令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外交辞令的产生有着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大概说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外交辞令的产生与当时所处的时代有着直接的关系。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我国古代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改变的时代,西周的井田制和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开始瓦解,与奴隶制相适应的礼乐制度、道德观念正在崩坏,号称“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失去了对诸侯国的控制,国力、统治地位和政治权威一落千丈,实际上已经沦为诸侯大国的随意摆布的工具。春秋战国又称东周,使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此时其在我国已将延续了夏、商、周,三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瓦解,新兴的生产关系革命正在酝酿中,周王室的统治中心地位也开始衰微,中国正处于一个现实分裂与形式统一的矛盾变化的历史阶段中,各诸侯国在相互交往中都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手段来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为了在日益白热化的兼并战中取得优势地位而不懈努力。这样,就为外交辞令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外交辞令的产生与“行人”有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周东迁后,实力大为削弱,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其中以姬姓者为最多,还有晋、鲁、曹、卫、郑等国。各诸侯国之中最强大者为晋、楚,其次为齐、秦,再次则为郑、宋、鲁、卫、曹、邾等国。春秋末崛起者为吴、越两国。除以华夏族为主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外,还有不少的戎、狄、蛮、夷交错其间。在长期的相互混战之中,不少小国被强国所吞并。这个时代,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礼乐崩溃,周王朝的权威已不能号令天下,诸侯征伐,以大攻小,以强凌弱,霸王代出。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职主外交的“行人”便以一种特殊的身份活跃于历史舞台。这种“行人”就是当时充当国家使者的官员,这在《左传》中有更多的记载,如《左传 文公十二年》记载:“秦行人夜戒晋师。”此中所说的行人就是“使者、使人”的意思,即现在的外交官。“行人”在《左传》中有时还称为“行李”。如《左传鲁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注曰:“行李,使人。”孔颖达疏曰:“襄八年传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杨伯峻注曰:“行李亦作行旅,谓使人。”[3]由此可知,“行人”经常奉命出使,处理外事,就是当时出使的人,即使人,行李;行人即现在的外交官,行人辞令即现在的外交辞令。由此我们也可肯定的说〈〈左传〉〉的外交辞令是在出使者外交活动中发展形成起来的。最后外交辞令的产生也与作者的加工改造有关。?“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4]对于左传,则有较大的解释及补正的空间?。既有补正的空间,就有被加工剪裁的可能。又如王化钰在.《左传与国语比较研究》中认为:《左传》是当时国史成文,作者不只是编次而已,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但未必尽然,而且加工剪裁更是必然。春秋时期,齐鲁之学,书自家出,口耳相授,已成为一种风气。“左丘明失明,阙有国语”,作为盲人的左丘明依经口耳相授,他死后由弟子结集编纂成文是完全可能的。[5]由上材料我们可以认为〈〈左传〉〉的部分外交辞令是与作者对文献的润色加工有关的。二、《左传》中外交辞令的运用方式春秋是一个大国争霸的时代,几个大国先后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用战争的手段进行兼并和掠夺,扩大领土,掠夺财物,勒索贡赋,大国对于小国,能消灭就消灭之,中小国家为了生存,一般要主动或被迫依附于大国,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面临讨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么在这时期外交辞令在两国交往中的运用就显得十分重要。首先外交辞令中国与国之间常运用“礼”和“王命”作为其斗争方式。礼,作为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进入春秋后,随着王室衰微,社会变革,已发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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