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docVIP

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饶毅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呼,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