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游魂_理解自杀_札记之一.pdf

无 言 的 游 魂 吴 飞 —— “理解自杀”札记之一 二○○二年，客居中国近二十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 （Michael Phillips）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 发表了《中国自杀率：一九九五——一九九九》一文，正式向世界公布， 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一夜 之间变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年年底，费力鹏大夫又在回龙观 医院主持成立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一时之间，自杀问题 成为继艾滋病问题之后，整个世界关注的又一个中国问题。费力鹏大夫 对中国所做的贡献，恐怕不亚于他的同胞白求恩大夫。 首先吸引海内外自杀学家(suicidologist)的，并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 杀率，而是在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 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 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这里面表现出的差距，并不只是一 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都可以从涂 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里找到依据，因为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 冲击，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这样的问题。 而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这是使涂尔干的自杀理论，甚至于 他的整个关于现代性的判断，都有些手足无措的现象。 尤其让西方自杀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 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至少有90%。如果说中国的自杀现象与精 神病完全无关，63%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如果像西方精神医 学那样把自杀与抑郁症紧密相联，这个比例又不够大。 中国的自杀现象既不能恰当地归入涂尔干所讲的三种类型，又不太 3 像是来自精神医学所讲的抑郁症，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理论，能给中国的自杀问题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从而可能 找到 “干预”或 “预防”的入手点？ 有些自杀学家指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远比想像的多，63%这个数 字源于错报或漏报。中国的自杀问题，和别国的自杀问题没什么不同，完 全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因此，普及和发展精神医学知识，是解决自杀 问题的必由之路。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农药这种自杀工具极其烈性，很 多本来应该归于自杀未遂的案例因无法抢救，而变成了自杀成功。其实， 中国真正可以算作严格意义的自杀的案例并不多，是农药的烈性和医疗 条件的恶劣无意中造成了自杀率高的假象。基于这样的判断，甚至有人 敦促中国农业部改善农药的生产和储存。当然，更具有社会科学修养的 学者指出，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完全是因为农村妇女的社会 地位依然低下，性别歧视依然严重。 就在自杀学诸公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正被困在华北一个拥挤的 县医院的急诊室里，一边等待前来就诊的自杀未遂者，一边失望地翻看 着他们的治疗记录。这是我对中国自杀现象的人类学研究处在最低谷的 时候。 在治疗记录的病因栏里，隔不久就可以看到“农药中毒”、“甲胺磷 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的字样。如果不是在夏天，所 有这些都会是自杀案例；但如果是在夏天，那你就很难判断，这究竟是 服食了农药，还是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不小心喷在了身上。虽然几乎每一 两天就会有“喝药”的病人来到急诊室，但是，没有一个病因写的是“喝 农药”或“自杀”。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区分“自杀”与 “误喷农药”，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把占所有患者三分之一以上的 自杀者当作单独一类病人？费力鹏那里的统计数字，在他们这里究竟有 什么意义？在县医院的医生看来，自杀与车祸、天灾、事故没有什么不 同。而他们所负责的，只有洗胃。在他们这里，“自杀”并不是单独的一 4 类事件。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精神科的大夫呢？ 幸好，这个县里已经成立了一个精神病诊所。但这个诊所里的状况 反而让我更加疑惑。精神科医生所关心的，似乎仍然和自杀者所关心的 不是一码事。不仅绝大多数自杀未遂者或有自杀意念的人不会来这个诊 所看病，而且，即使来了的人，也总觉得没有什么大的收获。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感到失望了。我最先来到这个县，并没有到县医 院，而是直接找到了公安局。那里的法医给我看了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