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与外围 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与中国社会整合.docVIP

轴心与外围：共产党的组织网络 与中国社会整合 林尚立 从一般意义讲，政党是一个根在社会，志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一旦形成，都会像一棵树一样，努力扎根社会土壤，并通过其根系固着一方土地，以保证自己生存与发展。只有根系的发达，才能带来树的枝繁叶茂和旺盛的生命力。所以，把握政党的发展，不仅要考察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更要考察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政党的根部在社会蔓延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体上决定着政党与社会关系。 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可以看成是组织与社会的关系。对其考察，可以从党的组织出发，也可以从社会体系出发。然而，考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则必须同时超越这两个维度，从整体来把握。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逻辑中，政党与社会是相互塑造的：政党塑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反过来，当代中国的社会也决定着政党生存与发展。在中国，政党塑造社会，既是为了政党自身生存与发展，但同时也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因为，中国社会要从传统迈向现代，既需要政党成为社会支撑力量，也需要政党成为社会的整合力量。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对政党的内在需求，形成了“党建社会，党建国家”的发展逻辑。在相互塑造中，政党与社会在结构和功能上形成的高度相处依存性：政党离不开社会，这是天经地义；而社会发展离不开政党，这是“党建社会，党建国家”发展逻辑的必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不仅要从党的组织整体来考虑，而且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来考虑。从前者考虑，党自身必须有强大的组织体系；从后者考虑，党要支撑和凝聚整个社会，就必须有完备和发达的组织网络，而这个组织网络要应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承担多元的社会功能，就必须超越单一的党组织结构，而是以党的组织为核心，聚合多层面、多类型的组织，创造出有活力的“轴心－外围”结构的党的组织网络。事实上，这个结构的组织网络已经存在于党与社会的关系之中，问题的关键是要使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并得到适时的丰富和发展。为此，本文将从这个结构的生成、机理和现实发展趋势，来把握中国共产党组织网络的建设与发展。 中心支柱与轴心体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换句话说，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国经历了推翻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与政治架构；进行了改革开放的革命，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总体上讲，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成功的，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中心支柱。1935年，毛泽东反思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出一条，就是缺乏革命的中心力量，毛泽东又称之为“中心支柱”。他说：“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毛泽东认为，到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这个“中心支柱”已经形成，不仅要成为革命的中心支柱，而且要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心支柱，从而成为整个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心支柱。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中心支柱”的认识，不完全来自于大革命失败的切肤之痛，在此之前，就从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先生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中有所认识。孙中山晚年提出的新三民主主义政策的重要取向之一，就是要通过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形成主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支柱”，以彻底扭转辛亥革命后十几年，革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的局面。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要在中国取得成功，不能依靠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领导使命，为此，无产阶级就必须建立和发展领导支撑这场革命的“中心支柱。”而且，相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中心支柱”必须更加牢固有力，这不仅因为它承担了重要的历史使命，而且因为它所处的条件和环境是极其恶劣的：外有帝国势力的压迫；内有军阀势力的围困；上有国民党政权的高压；下无立足之地和财富之源。要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演出一场成功的革命，非要有强大的“中心支柱”不可。 从组织形态来看，这个“中心支柱”就是坚强的政党与坚强的军队的统一。政党与军队是“中心支柱”的型，坚强有力是“中心支柱”的魂。魂定型，型塑魂。没有这个魂，政党与军队就得不到发展，而没有政党与军队在质和量上的提升，这个魂再强，也无法立起这个“中心支柱”。为了达成魂与型的统一，创造真正的“中心支柱”，中国共产党以党的建设为核心，形成了以政党建设推动革命整体发展的“轴心体系”。这个轴心体系的逻辑起点就是保障和实现党的领导，它对中国共产党形成整合社会力量的组织网络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其内在要素有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领导权的问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