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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对中国10个大城市508家企业的调查 李培林/张翼 　　在对国有企业的历时性考察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自1978年以来，国有企业实行了一系列效率优先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很多研究表明,这些改革措施使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刘国光主编，1988；董辅礽等主编，1995）；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总体财务经营业绩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国有工业企业的主要效益指标(如产值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资金利税率)几乎是直线下降的，从1996年开始，甚至连续几年出现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巨额净亏损的局面(国家统计局,1998)。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在“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出现亏损？本文认为是其社会成本的扩张所致。　　本文分析所依据的资料，是我们1996年8-10月份对全国10个大城市（哈尔滨、沈阳、济南、上海、武汉、南京、广州、成都、西安、兰州）工业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根据行业、规模等结构采取主观抽样，共获得有效样本508个；调查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其占总样本的70.5%；为便于比较各经济类型企业的差别，我们使样本主要集中在工业制造业，其占总样本的96.3%。　　一、社会成本的界定及其假说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组织”，这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李汉林等，1988：273-373；路风，1989；李培林等，1992：178-202；李路路、王奋宇，1992：83-103），它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我们称之为社会成本。这是对于社会成本概念的一种比较狭窄的定义，与已有经济文献中的其它定义有所不同。　　1960年，科斯写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他的社会成本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他那里，社会成本就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私人成本会等于社会成本，但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科斯，1988/1995:20-25）。科尔内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这些现象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心理的感受，是无法用货币来度量的。他认为对社会成本的考察可以从四个方面：（1）生产的内部实物投入，即生产成本；（2）外部成本，它并不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在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帐目上，如随生产能力利用的提高，事故可能增加，工人健康可能恶化，对环境的破坏可能加剧等等，为防止这种状况对生产的影响，要有一些“预防性”开支，这就是外部成本的内部化；（3）社会的分摊成本，如政府机构的经费支出；（4）反映大量经济现象的人们的意向、满意度和普遍感觉，一种是边际递减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利用低水平相关的失业以及可能伴随的犯罪、暴力和自杀，另一种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如与生产能力高利用度相联系的其他领域的“瓶颈”、“短缺”以及对社会消费的负面影响，前面所说的生产成本、外部成本和社会分摊成本，也都是边际递增的社会成本。科尔内所要说明的是，“不应该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社会生产能力最大利用。如果当趋近于生产能力完全利用时，边际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边际社会效益，达到这一点就是不值得。”（科尔内，1980/1988:上卷273-302）　　由此可知，社会成本的准确测度是非常困难的，但这种探索问题的方法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在本文中，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们把国有企业福利供给的成本作为其社会成本的操作性定义。这种福利供给被区别为潜在福利和显性福利。潜在福利指国有企业用于兴办集体福利的福利费用，如图书馆、俱乐部、操场、游泳池、疗养院、澡堂、医院、电影院、草坪、社区绿化、企业所属的各种学校等。显性福利指国有企业以货币或实物的方式直接支付给职工个人，用于满足个人福利需求的福利费用，如过节费、计划生育补贴、奶费、托儿补贴费、冬季取暖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上下班班车支出、职工探亲旅费、洗礼卫生费、住房等。　　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市场化过程中向相对独立的经济组织的转化，使其自行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了，但其单位组织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有更加强化；其福利供给的功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张。这主要导源于：　　第一、国有企业的运行逻辑就远比非国有企业复杂得多。对于国家来说，企业利润率的上升与税金的如期缴纳，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国有企业自身来说，能够将有限的销售收入转化为显性福利或潜在福利支出，就可以使企业内部职工的货币收益或非货币收益最大化；另外，国有企业还得顾及其内部所办集体企业职工的生活问题，否则，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压力集团会施加无形的影响；尽管国有企业要步入市场或已经顽强地步入市场，但其与社区之间的那种命运共同体结构，也使其不得不观顾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