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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及其对效率的影响① 刘小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的产权结构具有十分复杂的特点。它实际上是在纯粹的中央集权计划的公有制和纯粹的分散化的私有制之间的不同程度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增加激励而提高生产率。例如种种形式的承包制的实行都使得企业的激励机制获得不同程度的改进。然而，在中国目前的经济中，既定的产权结构究竟是一种什么状态？在经济中占绝大多数的国有、集体和乡镇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究竟具有何种实质性差异？这些产权结构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具有什么影响？根据我们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调查统计数据，②本文试图描述这种产权结构及其差异，比较它们的不同特点并分析这些产权结构差异对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把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这里定义为乡村的集体企业）这三种既定类型的产权制度作为分析的出发前提，对其进行效率测定的经验估计③，所得出的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而城市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并无明显区别。因此，能对这种效率差异作出解释的原因则要追溯到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即不同的产权结构和组织制度。 一、产权结构的差异 为了探讨造成上述效率差异的原因，我们将从上述不同类型企业的产权角度出发，考察国有、城市集体和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的差异。 改革以来，无论是国有、城市集体，还是乡镇企业都先后实行了各种各样的承包，租赁等合同制。这类合同制形式多样化，有包死基数承包，超额分成承包，递增包干承包，还有种种租赁合同。合同是产权研究的核心，不管是什么合同，都是在合同双方之间再分配权利（Barzel，1989）。所以，无论实行哪种形式的合同，在产权结构上无非是对财产使用权，财产处置权和剩余支配权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分割和让渡。 因此，对不同类型企业产权机制的比较，不是从其形式出发，而是从其实际的财产使用权和剩余分配权出发来进行比较分析。 （一）剩余分配权的差异 对企业的剩余或利润的分配和支配权是产权因素中最重要的。改革最核心的一环就是在作为企业所有者的政府代表和企业之间重新分配剩余，重新界定剩余的占有权；即通过改善激励机制来提高效率，其途径就是通过增加企业对剩余的支配权来实现的。 对企业剩余的占有权实际上是由三个要素来行使的，它们分别是所有者（国家或集体及其代表部门），企业职工和厂长经理。它们都各具有不同程度的对企业剩余的占有和支配权。在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受到强有力的政府控制，职工和厂长都没有什么剩余占有权，随着国家作为名义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逐步削弱，企业实际所有者的力量逐步增强，职工和厂长对剩余支配权的要求亦逐步加强，形成国家、企业法人代表和职工三者共同占有和支配企业剩余权的格局。 当然，这种对剩余权的分割和对利润的再分配的结构依照不同企业的特定环境条件而有所不同。政府的限制条件不同，外部市场竞争程度的差异，企业规模的大小，内部管理层级的多少，以及一定的地区文化传统，等等，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形成某种特定的实际剩余权分割或利润分配的格局。 以下我们就来考察三种类型企业的实际剩余权的分配格局。 可以看到，乡镇企业具有与国有集体企业不同的剩余分配格局。首先，在国家对利润的占有份额上，乡镇企业平均只有大约20—25％的比例，而国有企业则具有相当高的国家占有份额，一般约占60％。城市集体企业的该份额也与国有企业类似。其次，在职工占有的份额上，乡镇企业一般为10—20％左右，只是在特别不景气的年份，才会有些例外。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的该比例与乡镇企业比较相近似，但比较稳定，波动较小。 乡镇企业明显不同于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的一个新特点在于，在乡镇企业与国家之间，多了一个乡镇村政府的插入。在乡镇企业的利润中，乡镇村政府所得部分加上国家所得部分实际上大约相当于国家从国有企业利润中得到的部分，也就是说，乡镇村政府得到的利润份额是国家少占有的那一部分。乡镇企业的这一特殊性质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在剩余权的分配中，国家占有份额是有刚性的，它与总利润是成比例的。因为企业必须首先满足承包利润的前提要求，才有分配其余剩余利润的可能性，对于职工所得份额来讲，即使是在成本之外的工资收入，即纳入企业留利中的奖金，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刚性。这在表1中可以看到，在经济不景气的1989年，在总利润下降时，职工所得占总利润的相对份额明显上升，国家所得部分的相对份额不变，挤压的只是企业厂长的可支配部分。该相对份额明显下降，大大低于正常年份。 因此，从上表中各相对份额的变化中可以发现，国家所得和职工所得份额都具有很大刚性。只有最后的余留部分是具有很大弹性的，而恰恰是这部分具有弹性的剩余是企业激励机制的核心部分。 许多国有和城市集体企业，即使在微利和亏损的情况下仍继续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