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侵占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16.docVIP

大股东侵占与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The Effect of Expropriation on Incentive System of Top-Managerial Compensation 【】【】* 引言 高管薪酬是公司治理中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古典薪酬理论认为，高管薪酬的安排是为了减轻代理问题，将经理人的薪酬与公司的业绩联系起来是将代理人的利益与委托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一环。中国上市公司是否将经理人的薪酬与公司业绩联系起来即是否建立了薪酬激励机制、薪酬激励机制是否发挥作用是近年来倍受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建立了薪酬激励机制。目前已有学者发现，高管薪酬是否具有激励作用，与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及其持股比例有关，这些结果通常是通过检验高管薪酬与业绩的关系得到的。目前还没有直接文献直接考查薪酬激励机制的建立与大股东性质、股权结构及公司治理的关系。另外，为什么股权结构会影响高管薪酬及其敏感性，目前还没有合理的解释。根据已有的研究文献，大股东掏空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有关，也就是说，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的关系是否是通过大股东的掏空行为传递的结果？如果是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影响了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建立，那么要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大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2002-2004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直接考察了大股东侵占对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建设的影响，发现大股东侵占程度越高，公司越不可能建立薪酬激励机制，高管的薪酬越低，薪酬与业绩的关系越弱。 二、大股东侵占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目前为止，对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很丰富，而研究高管薪酬与大股东行为之间关系的文献就很少见。本部分从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公司治理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两部分的研究成果来探讨大股东行为对高管薪酬制度的影响。 （一）大股东的存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来说，其最大的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2002年70%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30%，近40%的上市公司有控股股东。大股东的存在会对公司治理产生重大的影响。综合已有的文献，大股东对公司治理会产生两种影响。一种观点认为，外部大股东的存在有抗衡（counter balance）管理者机会主义的效果。大股东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领导和监管角色。他们既有动机也有办法去约束管理者的自利行为（Maug, 1998; McConnel and Servaes, 1990; Zeckhauser and Pound, 1990）。大股东的监管能够降低公司内部的代理成本，从而增加所有股东的现金流量，提高公司的价值。Shleifer and Vishny（1986）发现，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公司的价值增大，大股东监管的费用也提高。Holderness and Sheehan（1988）分析了114家公开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大股东至少持有普通股权50.1%。如果股东是公司，Tobin’s Q较高；而如果大股东是私人，那么Tobin’s Q和会计利润率显著较低。许小年和王燕（1999）以1993~1995年期间在沪深股市上市的300多家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法人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正相关。陈小悦和徐晓东（2001）发现在非保护性行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白重恩等（2005）的研究认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U型关系。另一种观点则相反。一些研究指出，集中的股权除了具有激励效果之外，也会产生侵占后果（McConnel and Servaes, 1990; Mikkelson and Partch,1989; Morck et al.,1988）。大股东甚至不会引进对管理者任意决策权有效的监管和控制机制，反而会产生他们自身的代理成本（Reo,1990）。一些作者指出，股权集中会对公司价值产生负面影响，大股东有可能滥用他们的绝对控制权地位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去掏空公司的资产和现金流量（Bebchuk, 1994; Stigliz,1985），特别是当小股东的法律保护较弱时尤其如此。在国内，已有许多研究提供了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源的证据（如贺建钢和刘峰（2004）、唐宗明和蒋位（2002）、李增泉等（2004）、黄志忠（2006）等）。 那么，什么情况下，大股东会选择监管或者选择掏空呢？Maug（1998）构建了一个考察大股东监控公司的决策过程模型。大股东监管面临着小股东搭便车的问题，因为他要独自承担监管成本，而所有的小股东都要从其监管的努力中获取利益。搭便车的影响依赖于方程另一边的大股东，他有两种影响。第一，拥有大份额股权对于大股东来说能够获得更为显著的股票收益（控制权收益），因此他倾向于干预。其二，大部分的股权由大股东持有，只有少数的股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