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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权提高的发展才可能环境友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明确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是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提出改变了传统发展观和思维方式。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内容，而且包括自然系统社会系统的发展，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立法与环境权被提了出来。环境权是由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位医生在1960年提出1970年“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将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确定此次会议对各国国内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宪法都写入了环境条款。 印度宪法规定了“国家应竭力保护和改善环境，并保护国内的森林和野生动物”原则，印度法院发展出一套用人权法来解决环境质量问题的司法理论与实践，认为“生命权”与环境质量相关，“生命权包括在健康受生态平衡干扰最小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制定有关无污染的空气和水以及恢复生态平衡的法规。韩国宪法宣称“全体公民享有拥有一个健康和美好的环境的权利”；西班牙、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和南非的宪法中也都有环境条款，有些甚至明确创制了某种形式的环境质量权。当然，这种环境权在很大程度上既要依赖于一国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法律文化，也要依赖于国内法院的解释和适用。尽管如此，这也多少会对其他宪法权利或一般法的解释和适用产生影响。 这样，人权与环境开始发生关联。1994年联合国“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民族附属委员会”发表了《人权与环境原则草案》，构想了人权与环境的关系，认为现在已经发生从环境法到拥有健康和适宜的环境的权利的转变。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环境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了认可，环境对促进人类尊严和福利、实现其他人权不可或缺。强调了适宜环境权和发展权的密切联系。 “环境权”使环境质量的地位提高了，特别是环境质量、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等其他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当环境作为人类的基本生活条件得到认可时，“环境权”即成为基本人权之一；当环境对促进人类尊严和福利、实现其他人权不可或缺时，环境权就不仅是第一代人权，而且也具有了第二代人权，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内涵；当把适宜环境权和发展权密切联系起来时，环境权还具有第三代人权的特点，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在环境、生态方面的各种弱势群体来说，显得特别重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但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路径在哪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和探讨。近年来，大家都比较集中地聚焦于基于人权以及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2012年6月，国新办公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已经将环境权利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并且一直有专家学者在呼吁公民环境权入法，认为这样有利于控制污染、加强执法、改善环境、促进环保事业发展，同时也符合国际社会潮流。 2013年“两会”期间，又有代表提出该问题。如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院士就提出诘问：“如果在吃饭喝水呼吸都成问题的情况下，GDP世界第一又有何意义？”全国人大代表曲久辉院士更是直接提出“公民环境权”概念，并从生存权、发展权、知情权、参与权几个方面对公民环境权作出如下说明：生存权，为公民提供良好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等，保障公民生活的基本权利；发展权，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应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保护环境中谋求发展，实现两者的高度统一；知情权，公众对我国环境污染状况并不清楚，应及时公布各项环境污染指标、状态，在全社会加强环境教育、环境知识传播；参与权，让公民参与标准制订，知晓环境保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全国人大代表徐明“环境保护目前司法介入的力度有待加大。”全国政协委员黄震“我一直认为要治理PM2.5最重要的是法规先行。”30多名代表，提交了《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建议案》。王如松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应对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有必要在根本大法——宪法中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并且认为，十八大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时机已经成熟。针对环境权入宪问题，王如松指出，纵观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环境状况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出现了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拐点。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了这个水平，但是环境状况却不仅没有根本改善，一些领域和局部地区甚至还在恶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