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克服.docVIP

集体行动、利益博弈与村庄公共治理 ——岳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及其实践逻辑 陈潭 刘建义( 来源：《公共管理学报》（季刊）2010年第3期 【摘 要】公共物品供给不充分和不均等是当下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瓶颈，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重要障碍。在传统政府供给萎缩和市场供给有限的状况下，围绕“一事一议”制度的村庄集体供给成为了重要补充，然而，实践表明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依然困难重重。作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受理性支配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驱使下的村民无疑会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资源的稀缺性、村民的自利性和管理的松散性自然而然地增加了村庄的公共治理成本，也导致了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出现。通过岳村的样本调查发现，村民理性集中表现在集体成本分担意愿方面，并呈现出由弱到强的变化态势，而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则表现为投机行为泛滥、精英剥夺严重、公共选择趋于瘫痪等方面。因此，构建村庄选择性激励机制、推动村民自治与决策民主、实施有偿供给、构建小集团供给模式成为了走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的奥尔森困境的可能选择。 【关键词】集体行动；利益博弈；理性选择；公共物品。 一、思路与进路 根据阿特金森和斯蒂格里茨的公共物品定义，那么农村公共物品是指“局限在农村社区范围内，用于满足农村社会的公共需要，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或）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石洪斌，2009：42），包括农村道路建设、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农业科技的提供、村庄秩序维持和农村社会保障等。在计划经济时代，乡镇政府根据公共生产的需要主动承担了公共物品的提供。然而，随着“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和政府行政权力在农村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收缩，供给主体向农村社区发生转移，从人民公社时期的政府“包办”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渗透再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三部门介入，已经呈现出多元主体的发展趋势。但是，政府职能的缺失、市场失灵的存在与第三部门作用的有限性，使村民集资合作供给成为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的有效补充。有些学者通过分析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村村一级组织和农民自己负担了他们公共物品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张林秀、李强、罗仁福、刘承芳、罗斯高，2005）。同时，作为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模式，“一事一议”制度则体现出“在村庄公共决策中充分体现出村民的偏好和利益”（陈潭、刘祖华，2009），并“从本质上赋予了农村社区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自主权力”（涂圣伟，2009），这充分显示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政府“包办”制度的解体，村民真正地成为了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者与消费者。 然而，“‘一事一议’制度由于受自身缺陷与实施环境限制，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当前还无法成为农村公共物品有效的供给制度”（涂圣伟，2009）。陈潭、刘祖华运用博弈框架分析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村庄精英竞争体制，并描述了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亚瘫痪状态(陈潭、刘祖华，2004)；贺雪峰从公私观念出发，发掘国人行为的深层逻辑——私利或私域的逻辑，解释了农民行动逻辑的合理性（贺雪峰，2006）；刘能则以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提炼出了用于解释村民家庭户是否参与了抗交村提留款的集体行动这一因变量取值的一系列自变量组群，构建了变量间关系与“四大理论”（ 古典理论、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取向的空间理论模型（刘能，2007）。为了走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张明林、吉宏提出了农业合作的可能：组织成员结构应该存在差异性，组织成员间存在合理的利益共享，成本分摊机制和组织受益存在超可加性（张明林、吉宏，2005）；贺雪峰、罗兴佐等人坚持国家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主体作用（贺雪峰、罗兴佐，2006）；宋敏则分析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多中心供给方式（宋敏，2006）；此外，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重视声誉等非经济诱因的作用，“由农户自愿供给农村社区内的公共物品会是一个有效的结果”（符加林、崔浩、黄晓红，2007）。可是，现实远没有达到文本所描述的理想状态，依托村民筹资合作的“一事一议”供给仍然存在诸多困境。这种现实与文本间的差距引起了我们的学术兴趣，希望藉以岳村调查寻找现实注解。 岳村地处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脚下，属衡山“后山”地区，行政隶属于衡山县白果镇。据《衡山县志》记载，岳北地区③早在五六千年前已经有人类活动，夏、商、周时期更为苗、扬越族的聚居地，而到了秦、汉时期，汉民才开始南迁。到近现代以来，战争的破坏与政府行政机构改革，整个岳北地区经历了漫长的分分合合，白果镇也几经变迁。白果镇原名白果铺，旧志曰白果市，1958年属伟大人民公社；1959年属白果人民公社；1984年2月属白果乡； 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