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蔡元培和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docVIP

试论蔡元培和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 刘剑虹? 当今,我国最著名且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学首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崛起并确立其全国大学中的领头地位是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而那个时期,长北大、清华的是蔡元培1868~1940、梅贻琦1889~1962。正如有的学者所论的,“北大之大,大于蔡公”[1],梅氏“这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韶光,都是为了清华”[2]。北大与清华同处一地,两校交流频繁,早在1926年10月蔡元培就撰文称赞清华设立研究院“尤是大学教育进步的明证”[3]。1937年,北大、清华实行联合招生。抗战时期,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合一,“三校原有精神,已潜移默化融合于整个联大之中”。蔡元培长北大于1917~1927年,1929~1930年未到任,由人代理,梅贻琦长清华于1931~1948年。从时间而言,蔡元培与梅贻琦前后相衔;从思想而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实乃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来源之一[4],梅贻琦也自称“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5]由此,如果说蔡元培开创了我国近代大学的“新机运”,那么,梅贻琦则是将近代大学推向现代的中坚人物。因而,许多学者习惯于将蔡、 梅相提并论。? 从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史看,北大、清华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也正是我国近代大学发展和民族教育与学术独立进程的一个缩影。蔡元培、梅贻琦则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本文只是选取蔡、梅在大学教师观上的传承关系及变化,从一个侧面来探讨我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宝贵经验,为当代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某些启示。 一、大学理想与教师地位 1917年1月,北大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此时,蔡元培已51岁。此前,蔡元培在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与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从晚清进士名翰林到民主革命斗士,从留欧学者到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的人生历程。可以说,此时的蔡元培已胸怀“学术救国”的宏志,并且革新意识已象血液渗透着他的整个人格与思想体系之中。蔡元培初长北大,北大之“旧”,“旧”于“太腐败”,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6]这样,改革北大的历史重任自然而然落在蔡元培的身上。蔡元培长教育部伊始,就敏锐地提出要“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7]。此后,他又多次声明自己“偏于理想”[8]。这就是说,蔡元培当北大校长之始,最先思考的问题是把北大改革和建设成为什么样的大学,即提出他的大学理想。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开宗明义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特别提出大学的性质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9]。从他大量的教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蔡元培的学术神圣与学术救国思想始终占据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而学术的根本任务和最大功能是创造和发展文化。换言之,学术文化或科学文化是文化的主体构成之一。蔡元培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认为“教育家最重要的责任,就在创造文化”[10]。于是,蔡元培就把他创造文化的希望托付给了大学。他在北大20周年纪念会上说:“本校二十年之历史,仅及柏林大学五分之一,来比锡大学二十五分之一,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11]。1919年7月23日,他又说:“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12]。由此可见,蔡元培以改革为契机,想把北大改造与建设成为“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的中国“最高文化中心”,即最高的科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蔡元培这一大学理想,无疑受到以德国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大陆派”思想的深刻影响,可谓科学研究的大学理想模式。 如何实现这一大学理想,蔡元培认为首要的任务是革新观念,确立“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止有从聘请积学与热心的教员着手”。这就基本框定了教师尤其是教授在北大改革与发展中的位置。换句话说,北大能否通过改革而发展成为“最高文化中心”,关键在于能否“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和充分发挥教师在办学中的作用。蔡元培认为:“北大校务,以诸教授为中心”[13],“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14],而采用“教授治校”之体制则是确保教师主体地位、中心作用的根本保证。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发现“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15]他主张以德国大学为榜样,在北大实行民主办学。早在民国元年,他在长教育部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作了明确的规定。任北大校长后,他便着手实行其主张,分步建立起“教授治校”的大学民主管理体制。蔡元培说,旧北大“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这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