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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园 陈从周 文本资料 刘托:园林艺术欣赏 西方古典园林偏好人工,地貌一般都是经过人工平整后的平地或台地,水体常是具有几何形体的水池、喷泉、壁泉、水渠,植物多为行列式,并且通常是把树木修成几何体形或动物体形,把花卉和灌木修剪成地毯状的模纹花坛。中国园林则崇尚自然,在这里,山是模拟自然界的峰峦壑谷,水是自然界中溪流、瀑布、湖泊的艺术概括,植物也反映着自然界中植物群体构成的那种众芳竞秀、草木争荣、鸟啼花开的自然图景。 中国古典园林的根本特征是“自然“,这不仅是从中外园林比较中得出的结论,也是古代中国人自觉追求的艺术目标或境界。从汉唐至明清,诸如“有若自然”、“妙在自然”、“浑然天成”、“宛若自然”之语每见于园林史着,实是毋置疑的。但依常论,随着人对自然的征服及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人们本应赞美人工并以此表现人对自然的优势,如此才合乎逻辑。而中国古典园林却恰恰相反,它极尽崇尚自然,如果说人工在这里有所作为的话,那仅在于它能“人工”地体现这种崇敬,并“人工”地再现自然之美。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即古人中国人从“宛若”、“浑然”的境界中究竟得到了什么满足?他们在园林的“自然”中究竟感悟到了什么?如果我们追根溯源,最终也许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与其说是生理上的感官愉悦,毋宁说是对人生本身及人与生存环境之关系的深切关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阶级的对抗与冲突也日趋尖锐,在财富的彩绸底下,前所未见的虚伪、残暴、倾轧和罪恶给社会前景带来一种不祥之兆。哲学家老子敏锐地洞察了这种人为物使、人役于物的异化现象,随即开出了“自然无为”的济世处方,企图治愈社会发展的这一病症。在老子看来,文明所带来的种种罪恶是人们“有为”所造成的,要消除罪恶,就要以“无为”来代替“有为”,即实时时事事都要听任自然,所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但这种“无为”又并非无所作为,并非“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而是因时就势,譬如“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轳,山之用索,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因此,“无为”的结果乃是“无不为”。在老庄看来,大自然之所以美,并不是在于它的形式,而恰恰在于它最充分、最完全地体现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大自然的一切产生、发展和变化都是无意识、无目的的,但其结果又都是合乎某种目的的;自然界本身并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什么,但它却在无形中造就了一切。正如哲学家庄子所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中国古典园林所以崇尚自然、追求自然、表现自然,实际上也并不在于对自然形式美的模仿本身,而是在于探求蕴藏在自然形式内部的美,而这个美,归根结底,也就是被老、庄表述为“无为”的“自然”。在古典园林设计中所以讲究因借,讲究从高就下,讲究顺应地势,讲究不留斧凿痕,其理若此。作为一种审美主体,中国古典园林表面上是对自然模仿和提炼,实质上则是对潜埋在自然之中的“道”与“理”的探求。正是这种探求,使古代文人、士大夫从云日晖映、空水澄鲜、池旷春草、园柳鸣禽种种山水景观中感悟到一种理性的美,并从中体验出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境界,达到一种超功利的心理愉悦。恰如谢灵运《山居赋》中所云:“山居兮清寂,群纷兮自绝。周听兮匪多,得理兮俱悦。”与此相应,人造园林的自然景观也就成为人们把握这种理性美的中介,成为理性美的认知对象,故《咸淳临安志》言及园林功能时说其可“澄想暇观运量宇宙而游特其寄焉”。 在古代中国,中上层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居住方式,即宅居与园居。前者拘谨沉闷,渗透着封建伦理规范;后者则自在逍遥,是前者的解脱。宋人孔武仲在其《西园假山》诗中说,“……我今因一官,宅舍不容改。尘嚣日侵凌,视听乏爽垲。天机能几何,与物相菹醢。当求景物净,以涤身心浼。”故于宅旁营西园,采石叠山,掘池穿洞,移花栽木,聊以自给。这种“自然”的园林生活遂使尘嚣侵凌、为物所役又不容改变的世俗生活得到调节,使人在对自然景物的观照和体验中身心得到不同程度的净化,故而感到“爽垲”。明人王世贞说:山居未免寂寞,市居过于喧闹,惟园居介于两者之间。此话不啻在表明这种意识: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无论脱离了自然还是脱离了社会都会产生失落感,因此在社会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回归自然为特征的园居生活作为社会协同的宅居形式的补充,就必然成为人们的文化心理得以平衡的重要方式。这里似乎有一种象征意义,即人们总是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反思和自省,使得社会趋向与自然进程在人的意识里总处于一种平衡之中,从而使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也处于一种平衡之中,由此来说,表现在古典园林中的这种具有古代中国人审美特征的园林自然观,也就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描述,而更主要的还是文化发展本身的必然产物,即通过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