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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工续考 (首发) 陆德富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一 寺工是战国时代秦国一个很重要的中央手工业生产机构。从出土的带有寺工铭文的器物看,它负责生产各类铜器,主要包括兵器、食器与车马器等,现举例如下: 【1】戟: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敏丞义,工沱(内正)。寺工左(内背)。寺工(矛?)[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册图一五三: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版第六十一,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铭文中的“沱”字旧释“?”,今从施谢捷先生说,参看施谢捷《秦兵器刻铭零拾》,《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第9-10页。]。 【2】壶:二年,寺工师初丞?,禀人莽。三斗。北?(寝)(腹部刻铭)。府(圈足)[ 李光军《咸阳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带铭铜壶》图四、图五,《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王辉《二年寺工壶、雍工?壶铭文新释》,《人文杂志》1987年第3期,第82页图一。“”字由黄盛璋先生释出,参看黄盛璋《试论战国秦汉铭刻中从“酉”诸奇字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335页。]。 【3】车辕饰:廿一年,寺工献,工上造但[ 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图版第九十三。]。 就不同种类器物的数量来看,其中又以兵器为最多,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中就发现了十六件由寺工所造的铍[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第260-270页。]。这与战国时代秦国频繁发动对外战争,需要大量的武备是密切相关的。秦国主要负责生产兵器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工室,从秦兵器铭文看,随着战争的加剧,工室的设立也逐渐增多,甚至在属邦、御府这样的机构内也开始出现[ 刘瑞《秦“工室”略考》,《考古与文物》之《古文字论集二》,2001年,第193-196页。],而且,一些官署如诏事也都加入到兵器生产的行列中来。从这个角度看,寺工主要从事兵器生产是合乎当时的历史背景的。 西安相家巷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可以看到寺工这一机构,如“寺工之印”、“寺工丞印”[ 傅嘉仪编著《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06-108页。]。或以为“寺工之印”当是寺工长官令或长所用[ 黄留珠《秦封泥窥管》,《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27页。],其下有丞。当然,“寺工之印”也可能是寺工这一机构的官署用印。汉代仍有寺工这一机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有“寺工”,其长官秩为六百石[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汉代寺工的职掌与秦并无太大区别,负责日用铜器与兵器的生产。寺工制作的铜器下文将有详细讨论,此处不赘。至于兵器的制作,疏勒河流域汉长城遗址出土的汉代竹简文书中有“□刀一完鼻缘刃丽厉不神爵四年缮盾一完神爵元年寺工造”[ 林梅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汉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6页。]的记载。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出土汉代骨签上有一类中央官署的骨签,签上记载了有些中央官署生产兵器的情况,其中有一条“二千七十□寺工第八十五”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未央宫》,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16页。]。这些均说明寺工制作兵器的职责一直延续到汉代。 寺工这个机构不见于史料记载。关于它的得名与性质,前人曾有略说[ 陕西省博物馆《介绍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战国时代的秦器》,《文物》1966年第1期,第8页。陈直《古器物文字丛考》,《考古》1963年第2期,第82-83页。无戈《“寺工”小考》,《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第122页。],然皆难以据信,黄盛璋先生《寺工新考》一文已有讨论。黄先生进而提出,寺工应是见于《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中尉属官“寺互”;汉印与汉碑中的工或写作“”,故寺工错成了寺互;该官“初属少府,中属主爵,后属中尉”;汉代铜器亦见有“寺工”所造者,很明显《表》中的“寺互”乃是寺工之讹[ 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第9期,第831页。]。此说为学者普遍接受。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徐正考先生就认为“此说(案,即黄盛璋先生说)似可商”[ 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但没有作进一步说明。看来,寺工与寺互究竟是什么关系,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 先说寺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第461号简文如下: (未)央走士,大(太)卜,大(太)史,大(太)祝,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