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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外国考古教学与研究刍议 蔡凤书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的考古学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在考古调 查、发掘与综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已引起世界学人的密切注视。中国的考古学研究 已开始走向世界，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可是，我们对外国考古学研究成果与进展知之 不多，甚至完全茫然，这也是无需回避的。 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欧洲大体上是产生于19世纪中叶，至今已 有一百五十多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林·丹尼尔教授所著《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一书便是 对此很好的总结。近代田野考古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大体上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 之后由西方传入中国①。从那以后，有了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现、山东历城(今章丘)龙 山镇城子崖的发现与发掘，还有举世闻名的河南殷墟的发掘。震惊世界的北京人化石的 发现也是在1929年。李济、梁思永先生为代表的一些考古学先辈把外国先进的科学方法 引入中国考古学中，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1936年滕固先生将瑞典的考古学大师o． 蒙特柳斯的著作译为中文出版∞，不仅使我国学者们大开眼界，而且在考古学方法论上也 有了可循的理论依据。截止到抗El战争之前，从事考古研究的专门人才全国通算起来不 过几十个人，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能直接阅读外国人写的考古著作，所以在当时学习外 国考古学的问题并不显得如何重要。从3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们的著作来看，他们对外国 考古学了解的程度基本上与我国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 50年代中期以前，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尽管那时有许多 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封锁、孤立的政策，但是借鉴外国的经验、加速进行经济和文化 建设仍然是我们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考古学亦不例外。那时在北京大学开设 了《埃及考古学》讲座(1956)，1957年以原田淑人为团长的日本考古学访华代表团前来 中国，他们在西安、洛阳、曲阜等地参观，与中国考古学家们广泛交流。应中国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作学术讲演的前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 两度访华，在各地参观，并且就花拉子模发掘、南西伯利亚古代史等问题作了讲演，这 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年轻的学人耳目一新、大受启发。那时还翻译出版了前苏联莫 斯科阿尔茨霍夫斯基的《考古学通论》、柯斯文的《原史文化史纲》以及尼柯尔斯基的 《原始社会史》以及英国人柴尔德的著作，也开始着手翻译蒙盖特等人著的前苏联考古学 名著《苏联考古学》@。中国科学院派员到前苏联参观考古发掘，中朝两国组成联合发掘 队虽是60年代初期的事，但很能说明我们重视借鉴外国经验。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 者利比在50年代初发明了用放射性碳紊测定古物的方法。事隔不久，这一方法就由我国 著名学者夏鼐先生介绍到中国④，从60年代初期开始着手建立碳十四实验室。在《考 古》上仅50年代发表介绍外国考古的文章64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6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国考古学知识及研究成果的介绍便 从中国大陆上销声匿迹，对外交流基本上中止，人们忌谈“外”以避“崇洋媚外”之嫌， 当然谈不上对外国考古学的学习与研究了。这一过程长达十几年。 对外部世界的自我封锁，使得我们的考古学研究和外国考古学脱节，二者之间的距 离越拉越大。我们对外国考古学研究中的新知识、新成果和新技术不了解，不仅造成了 重复研究或以历史为薪闻。而且久而久之在我国部分考古学者心理上也形成了障碍，以 为中国地大物博，文物众多，中国的考古文物工作尚且做不完，哪里有暇顾及外国的事1 60年代利基博士在东非的发掘成果，雄辩地证明人类的历史在200万年以上，而我们在 60年代中末期不知道这情况，硬是抱着人类历史“大约有百万年之久”的信条不放，这 就是闭目锁听的后果之一。实际上，说中国的事做不完无暇顾外国的说法十分片面，以 此理类推，中国历史典籍浩翰，许多人皓首不得穷经，是否就不要读外国史了呢?很显 然，这种思维方法有意无意地阻碍了科学发展。 俞伟超先生说：“自70年代末期以来，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些被隔断了近30年的国际 考古学界中的新情况。”@如前面所述，我们和外国考古学隔绝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即使 隔上十几年也是够严重的了。近十几年以来，我们不仅在《考古》杂志和《中国考古学 年鉴》上看到国外考古学研究动态及中外文化交流的信息，而且在《中国大百科全书· 考古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I，I卷中可以读到有相当份量的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