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启蒙历程看传统与更新关系.pptVIP

从中西方启蒙历程看传统与更新的关系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西方启蒙运动仅仅是一场18世纪法国人的颠覆宗教运动吗？ 西方启蒙运动将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由彼此对立调整为互补共济，从而较好地完成了传统与更新的辩证统一。 近世中国启蒙历程却在被片面理解的西方文化影响下，走上了一条愈演愈烈的反传统之路。 一、新兴理性精神与传统宗教信仰在西方启蒙历程中的辩证磨合 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滥觞：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15、16世纪）。 “天才世纪”（17世纪）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经验立场和理性精神。 西方启蒙运动发展的三部曲 1，英国自然神论：A、上帝是理性的创造者（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B、人类天赋的神圣性（理性和自然权利） 2，法国无神论：A、进步的信念与理性的权威；B、宗教是愚昧时代的骗局 3，德国的协调主义：传统宗教信仰与新兴理性精神的协调（不同方案，殊途同归） 知识分子中的理性启蒙运动与欧洲民众中的信仰复兴浪潮（宗教虔诚与道德良知） 德国敬虔派运动、英国福音运动、北美大觉醒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浪漫主义与基督教大复兴（法国流亡文学和天主教复兴，英国牛津运动和圣公会重振，德国情感神学和基督教自由主义兴盛）。 在现代西方社会，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理性形成了并立、互补之势 “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科学理性探索“头顶星空”的深邃奥秘； 宗教信仰构成“心中道德律”的牢固根基。 宗教信仰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美国历史中的一些伟大象征，如《独立宣言》、国徽，都可以看到上帝在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过程中的护理之工。在清教徒先辈、大陆会议、制宪会议、国歌、国训以及效忠誓语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超自然的护理和引导。……信仰与政府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美国当代历史学家Peter A. Lillback） 二、近世中国文化启蒙的思想准备 近世中国文化启蒙的“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 自发启蒙与被动启蒙（以明末清初为界）： 自发启蒙的突破与回流、新旧交缠的“难产”现象（政治专制和礼教桎梏所致）； 被动启蒙的“时序倒置”和“西风日盛”现象（功利取向和片面效法所致） 自发启蒙的两次高潮 1，阳明“心学”的启蒙意义：从“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哲学理论中衍生出民本主义政治理想，试图用“觉民行道”替代宋儒的“得君行道”理想，诉诸于“愚夫愚妇”的良知以进行社会改良。但终究未能引发普遍的文化变革，而是蜕变为少数腐儒空谈心性的蹈虚流弊。 2，明末清初的启蒙高潮：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倡民本、崇实学、反礼教的主张在民间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其特殊处境（亡国之恨）和“夏夷”观念的影响，此次启蒙高潮至“康乾盛世”即花果飘零，未能突破治统（君主政治）与道统（名教规范）的专制藩篱，亦未能在中国社会中确立民主宪政和科学体制。 清初笼络与高压互济的政策与“康乾盛世”的考据之风、“汉宋之争”，造成了近二百年中国文化启蒙的“万马齐喑”沉闷状态，然而同时期西方启蒙思潮却蓬勃发展并达到高潮。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之争”开始逐渐取代“古今之争”而成为启蒙的主要旨趣，并把“古今之争”包含于其中。 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再到“全盘西化”，中国文化启蒙历程在不断深入学习西方文化成就的过程中逐渐摈弃中国文化传统。 钱穆先生关于以“安足”为目的的中国农业文化面对以“富强”为目的的西方商业文化时的应战方略：第一，如何尽快学习西方的富强力量；第二，如何通过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三、中学渐衰、西风日盛——中国启蒙运动的反传统走向 清末民初的启蒙三部曲：从“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到“兴民权”、“开民智”的戊戌维新，再到改造国民性和全面文化更新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中学”传统则危殆日深。 “全盘西化”与“灵魂分裂”。 1，洋务运动只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文化准备，“以夷制夷”和“富国强兵”。 由效仿坚船利炮到学习“制器之器”和科技体系，再到“采西学”、“行西法”，终至提出“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 洋务运动未能突破传统的“孔门之政”和“孔门之学”，至多不过松懈了“夏夷之防”。 2，康、梁变法实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真正开端，其特点为力图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器物变革，通过“中西会通”途径以实现政治改良目标。 由进化论而形成的“民智大进步”思想；进步思想成为启动中国科学、民主精神的重要杠杆。 进化论的两点启示： 其一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 其二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 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国人必须突破“夏夷”、“体用”之陋见，虚心向西方学习，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