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古今 音有转移——论汉语标准语的历史演变.pdfVIP

时有古今音有转移 ——论汉语标准语的历史演变 尉迟治平 华中理工大学武汉中国430074 摘要通常认为自从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以来，北京是元、明、清历代的政治中心， 北京话就是民族共同语。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明请官话的正音，长期以来是 南京话，北京音成为汉语的标准音是十分晚近的事。 一先秦两汉的雅言和通语 《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当时华夏民族的共 同语是“雅言”。《说苑·善说》记录的“越人歌”，鄂君子皙必须“召越译乃楚说之”才能 了解歌的意思。许行“自楚之滕”，孟子斥为“南蛮觖舌之人”。(《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越语和楚语都不是雅言。因此《苟子·荣辱》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 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雅”“夏”对文，“雅言”就是“夏言Do(清刘台 拱《论语骈枝》)姬周民族跟夏族一样起于西方，所以自称华夏，把自己的语言称作夏(雅) 言。武王克商以后，分封诸侯，随着诸姬建国，雅言也就流布各地，成了周王朝的共同语。 西汉扬雄《方言》明确提出了“通语”、“凡语”。学者对书中方言地域分布进行分析， 认为通语主要通行于北方。(林语堂1927)《方言》中记录最细、材料最多的是秦晋方言， 扬雄也常用秦晋方言为中心来讨论四方方言，所以秦晋方言可能就是扬雄所谓的“中国通 语”(周祖谟1956)。也有学者认为秦汉通语是周洛方言。(丁启阵，1991) 东汉建都洛阳，直至西晋、北魏，河洛方言取代了秦晋方言的优势地位。《魏书·咸阳 王禧传》记述魏高祖拓拔宏在语言政策上，主张“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 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 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 可见当时正音是伊洛之音。(黄笑山1995) 从先秦直到两汉，华夏和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基础在黄河流域。 ． 二汉语南方通语的产生 晋永嘉之乱，士冠南渡，都于建康，中国文化中心南移，河洛音也随着南传，称为“洛 生咏”。《世说新语·雅量》：“桓公(温)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 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 旷远，乃趣解兵。”又《南齐书·张融传》：“广越嶂峻，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 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在危难的时候，谢、张“作洛生咏”，是为了故作闲适超 脱的姿态，是在表演。前事发生在东晋简文帝晏驾之时，为咸安二年(372)；张融之事， 据《南齐书》是发生在南朝宋孝武帝起新安寺时，为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可见“洛 311 生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并不是通常的交际语言。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宋明帝《文 章志》说：“(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 手掩鼻而吟焉。”又《世说新语·轻诋》：“人问顾长康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日：‘何至作老 婢声!”’刘孝标注：“洛下书生咏音重浊，故云老婢声。”这说明当时“洛生咏”虽然为士 族名流推重，但还是一种外来的方音，在说话轻软媚好的南方人听起来，“重浊”而不入耳。 此后，汉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到了南北朝末期，“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 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 难分”(《颜氏家训·音辞篇》)，可见当时已经存在南北两种通语系统(鲁国尧1992)。北 朝通语以洛阳话为标准，是口语；南朝通语以健康话为标准，是知识分子使用的读书音。 隋代八位著名的音韵学家制定了著名的《切韵》，其中“萧、颜多所决定”，颜是指颜之推， 他认为：“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摧而量之，唯金陵与洛下耳” (《颜氏家训·音辞篇》)。他们论韵是在首都长安，取韵的标准却仍然是洛阳和金陵音，实 际上是一种兼顾“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读书音系统。(陈寅恪1948)这一种兼顾南北 古今的传统，此后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汉民族共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