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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思考经济紧缩带来的启示 重新审视我们对待经济、金融问题的思路[14] 如果从1997年算起，需求不足的问题已持续了两年半[15]。再加上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使我国的经济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前景如何，判断不一。概括为形势严峻，似乎大家都能接受，当然对程度的估价差异极大。不论如何，自下而上要求尽速扭转局势的企望甚殷；决策层所承受的强大压力也不难想象。急于寻求突破性的举措，是人之常情。不过要使举措得当、有效，恐怕在紧迫之中还应保持一分从容。那就是面对我们新碰到的经济形势，重新审视我们对经济、金融的已有认识，调整我们与经济、金融对话——也即制定经济、金融政策——的思路。 一 从前几年的经济状况来看，似乎我们可以进入一条既可保持有较高发展速度，又可控制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低水平的成长之路。不料想，通货膨胀率的压力突然消失，而与之同时，如何阻止增长速度的下滑却成为焦点课题。 关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后，提法不断调整，但核心始终是力求持续保有较高的速度。经济发展速度，这是极其重大的问题，对外对内的诸多矛盾，没有这个基础是解决不好的。所以，治国而不关注速度，难以想象；不加分析地指责追求速度，也失于偏颇。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大多从宏观经济决策失误的角度进行剖析。如1981年的速度下滑是受1980年底简单决定实施强紧缩的方针所致。1989和1990两年的经济大滑坡，一是由于1985年开始的“软着陆，不着陆”的宏观决策未能消除高通货膨胀的威胁，二是为了极大地压低通货膨胀率而在1989年采取的强紧缩宏观举措颇不成熟。而1997年以前这几年的高经济成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趋势，则不能不归功于1993年年中开始的加强宏观调控决策及其相应的具体措施比较妥当。 有关宏观决策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分析，是有其事实根据的。但是否可以说，只要有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就可以使经济实现无波动的增长？作为一般的原理，答案是否定的。问题是经济学在这方面的已有结论在我们头脑中扎根的程度好像不深。 首先，我们所面对的经济自身，存在着波动的根源：其一，经济体内在的波动源，无论是传统意义的商业周期，还是与技术革命等类似因素联在一起的经济长波，属于这一类；其二，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的外来冲击，这原因各异，难以预测，但谁也无法避免，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于我们；其三，是过去政府干预的效应——不论种种干预举措的效应是正是负，过去经验表明，总有一定部分是加剧波动的——对今天的宏观决策来说它已是客观存在。 其次，对于这些波动的冲击，经济自身是否存在内在的自调节机制，足以保证使之消除？最高的估价，如对“看不见的手”的颂扬，也不能全然排除波动——正是市场波动才是这只手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但不论怎样的学派，对于这种内在的自调节机制均十分尊重，区别只是在于：一个极端认为只能依靠经济的自调节机制，依靠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对市场作出的必然反应，在波动中成长；另一个极端认为，不辅之以国家干预则无法使均衡恢复。 把以上这两点综合在一起，结论显然是经济自身不存在无波动成长的可能性。 接下来就是，能否“人定胜天”，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无波动、高速度的成长？西方，在战后，曾一度有依靠宏观政策有可能熨平经济波动的说法。现在已罕有这种过高的估价。理论上，我们也承认──特别是吸取了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潮的教训──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是不成立的。集中计划体制下“一贯高涨”的提法，早已不再使用了。但在强调的“持续”目标中，实际上追求的是：年复一年地保持近乎等一的高增长速度。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会有不少人指责领导有误；决策者也往往惴惴不安。在这里，推断的出发点事实是这样的观念：即使经济自身不存在无波动成长的可能性，决策者的正确决策可以而且应该使无波动的成长成为现实。假如“高成长，低通胀”的格局持续到今天，这样的观念无疑会得到强有力地支持。但客观生活显示了自己内在的、不以人的企望为转移的规律：经济自身种种导致波动的力量并不能由人的操作而使之对消。 过高估计主观能动性，往往会制定难于实现的目标，同时则不会以应有的耐心观察、等待经济体内在自调节作用的发挥；也就更不能把发挥经济内在自调节作用并为之创造条件摆在优先予以考虑的地位。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成立的，我们经济成长目标的确定应该更有弹性。今年，把必成目标改为指导性目标是一大进步。但还应勇于面对波动的趋势，提出确实符合客观实际的目标，而不管其升降幅度有多大；同时并建立允许在期中对目标进行必要调整的做法。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成立的，我们更应该考虑如何为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创造发挥他们对经济波动作出主动反应的有利环境：不只是上有领导，更应是下有发挥主动性的条件。 建国以后，对经济，我们一直强调“管”，强调领导者事无巨细的主导作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后，尊重市场调节，领导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