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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襄阳流寓群体研究 87 三国时期襄阳流寓群体研究 单永军 提 要 汉末到三 国时期，动乱频仍，民生凋敝 ，大量北方士人流寓襄阳，推动 了襄阳 文化的兴盛。刘表、王粲、诸葛亮等是北方流寓士人的典型代表。在流寓文化与本土文化 的碰撞交流 中，部分士人表现 出了与襄阳本土文化的疏离感，呈现 了“信美而非吾土”的 思乡意识。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北方流寓士人则秉承 “遨游何必故 乡”的观念，超越 了狭 隘 的乡土意识，积极 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汉末到三国时期襄阳的流寓群体推动 了襄阳文 化的兴盛，注入 了襄阳文化的新质 ，提升了襄阳的城市形象。 关键词 襄阳 流寓 文化 近年来 ，随着人文社科领域 的空间转 向，地域文化的研究渐成热点。然而，地域文化 研究中本土文化关注较多，而流寓文化关注较少 。中国社科 院的蒋寅教授指 出，“究其原 因，是对于地域概念的理解较为机械，往往执着于籍贯 ，而忽视 了文学家的流动 。这使地 域文学研究仅立足于作家占籍的考察 ，而未将作家的迁徙 问题收入视野。”①比之本土文 化，流寓文化在地域文化 中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 的，而且流寓文化 同样是本地域 的文化 ， 因此流寓群体 、流寓文化研究应该引起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视。 在襄阳文化史上 ，大批非襄 阳籍贯的人士流寓襄阳，与本土士人一起谱写了襄 阳文化 的美丽篇章 。被列入襄阳十大历史文化名人 的诸葛亮 、王粲 、释道安都不是本土籍贯 ，而 是流寓襄阳的士人。唐代诸多的歌咏襄 阳的诗歌也出 自李 白、杜甫 、王维等流寓诗人之 手 。汉末到三国时期众多北方士人流寓襄 阳，北方流寓士人群体和襄阳本土文化碰撞融 合 ，推动了襄阳文化的兴盛 。荆州牧刘表 、诗人王粲 、青年学人诸葛亮等都是这一时期的 典型代表。襄阳的三国文化名人 以流寓者为多 ，流寓文化成为三 国时期襄 阳文化 的显著 特色。本文研究三国时期襄阳的流寓群体 ，通过流寓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相互 比较 ，分析襄 阳流寓群体 、流寓文化的特点与文化贡献。 流寓原 因与流寓群体 历史上 ，襄阳地处荆楚的最北边缘 ，和中原地 区接壤。 自古襄阳便有 “南船北马”的 优越交通条件。东汉末年 ，中原地区连年征战，民生凋敝；朝廷 的党锢之争，致使众多士人 遭受迫害 ，于是纷纷迁徙。以襄阳为治所的荆州地区是当时士人迁徙的主要 目的地之一。 本文为湖北文理学院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立项学科成果之一。 ① 蒋寅：《流寓文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 1月 11日。 88 《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冬之卷 流寓襄阳的北方士人带来 了北方文化，和襄 阳本土文化相互碰撞 ，为襄 阳文化注入 了 新质 。 北方士人大量流寓襄 阳的原因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一)政治原因。北方士人大量流寓襄阳和襄 阳的政治地理位置有关。东汉末年，大 批北方人士迁入荆州、益州和江东等地。相对于遥远的益州和江东 ，荆州是距离政治中心 长安、洛 阳最近的地区。东汉光武帝刘秀便是南阳人 (今襄阳市枣阳人)，此地被称为帝 乡，政治上倾向于汉家正统。对于崇尚汉家正统的北方土人而言，襄阳无疑对他们具有政 治上的归属感。刘表 自领荆州牧 ，以襄阳为治所 ，开辟了汉末三 国时期难得的稳定局面。 刘表是东汉远支皇族 ，同江东的孙氏集团相 比，荆州 (治所襄阳)的政权对士人无疑更具 有吸引力。于是，以襄阳为中心的荆州地区遂成为北方士人迁徙最多的地区之一。 (二)经济原因。东汉末年 ，北方连年征战，经济陷入衰败 。以襄 阳为 中心的荆州地 区同战乱的北方地区相比是一块富庶之地。许多避乱之士流寓襄阳，或依附刘表 ，或躬耕 陇亩。 《全三国文》中的 《刘镇南碑》记载 ：“(刘表)即迁州牧 ，又迁安南将军 ，领州如故 ， 于时诸州，或失土流播，或水潦没害 ，人民死丧，百遗二三 ，而君保完万里，至於沧海。…… 劝穑务农 ，以田以渔 ，徐粟红腐 ，年谷丰夥，江湖之中，无劫掠之寇，沅湘之间，无攘窃之民。 … … 于是为邦 ，百工趣 。机巧万端 ，器械通变。利民无穷 ，邻邦怀慕。”①可见 ，刘表在任期 间，以襄 阳为中心的荆州地区出现了少有的经济繁荣，这与北方战乱形成鲜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