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析.docVIP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析 　　《论语》中孔子的这段话究竟该如何断句，早已是个老问题。据说，对这个老问题的公开辩论，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声言孔子有罪，理由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人民绝对服从，是专制理论，是愚民政策。而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这正说明孔子提倡民主。所谓愚民，只因断句有误，本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来对这句名言断句圈点的位置不同，意义竟成是非两面。（至于另作析义的如宦懋庸《论语稽》，就认为当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文就不另作评论了。） 　　又据说，前些年新加坡“亚洲大学生辩论会”上，这句话究竟该如何断句，成为复旦大学与台湾大学两方争论的题目。（其内容与结果如何，笔者无所知，想来很有意义。） 　　显然，这不仅是句读问题了。韩愈著《师说》一文，在紧接“习其句读者也”的话之后有道：“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一代文章大家万万没有料到他千年以后，人们对这孔子名言竟然句读难知、惑之难解。可见，孔子政治思想的解读，对他这句话之本意作何理解及如何断句起关键作用。话说回来，笔者细读《论语》，怎么也看不出孔子有愚民政策的主张、有轻视人民的落后保守言行，却看出应当正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对这句话的圈点、解读至今仍有分歧，而论者或论据不足或语焉不详，那么今天继续讨论思考也是应该的。 　　一 　　所见当代版，《论语·泰伯篇》该句句读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代专家学者颇为认同。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写道：“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1]这里，把关键词“由”作“服从”解，加上前面“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当然更能说明孔子“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了。 　　我以为，这结论值得商榷。 　　杰出学者、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其《孔子与今文学》一文中有句很中肯的问话：“孔子在生时，‘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语），可见在当时反对孔子的正是旧的统治者，难道孔子专门拥护当时的旧势力，而他们反不要孔子拥护吗？”[2] 　　可以说，此话正说到保守性问题。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不保守甚至反保守才引起当权者的不满、排斥。 　　我们应该知道，统治者旧势力本是垂青保守而厌恶革新的。孔子在鲁国不能实现政治理想、周游列国不受欢迎乃至遭遇困厄（参见《史记·孔子世家》）的主要原因，无疑是他的儒家主张不如法家那样切合统治者役使人民、扩张势力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博施于民”的长治久安计，这种仁政礼治绝非保守。至于秦用商鞅变法而强、而为“尚首功之国”而一统天下——这段沉重的历史篇章，反倒说明了孔子主张的进步性。否则，短短秦后的汉代儒学勃兴、继灿烂先秦文明之后的汉代辉煌就无法得到说明。或有论者说，儒家学说、孔子思想在汉初并不受欢迎，“马背上得天下”的刘邦对儒士不就非常轻侮？其实，这只能说明皇权意识对进步政治思想的抵触，并不能说明继承孔子政治思想的汉初儒学是落后的。“盖至秦汉之间，而儒学之宏深莫可与为伦也。唯晚周之学重于议政，多与君权不相容”[3]。历史证明，君权需要智术之行，难容仁政之议。而此后儒学得以“独尊”，实因董仲舒为儒学之否定专制的进步性披上了“天人感应”的“合法”外衣。这是董仲舒伟大处，也是皇权之下孔子儒学之呼吁仁政的优良传统蹒跚前行的悲哀处。 　　然而，如《史记·孔子世家》言：“天下君王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历史潮流，除了短暂洄逆，总是向前行进的。孔子学说的中心理念是前进的，其政治主张是进步的。西晋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云：“仲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这遵遗制（并非照搬）“以明将来”不可谓“保守”；继遗制之优良传统以利将来不可谓“落后”。说以上这些，似乎可以用来澄请一些如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颜渊篇》）、“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篇》）等主张作误解的言论。 　　当代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试论孔子》有云：“孔子的政治主张，尽管难免有些保守处，如‘兴灭国，继绝世’；但基本倾向是进步的，和时代的步伐合拍的”[4]。我以为此话虽较为公允，但仍有可商榷处，即所谓“保守处”的“兴灭国，继绝世”。该条见于《论语·尧曰篇》：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以上两方面措施，前者说统一度量衡，裁冗整饬、肃清吏治以行四方之政，应该没有问题。后者希望“天下之民归心焉”也正确，问题在“兴”“继”“举”。我们清楚：当时在华夏大地，诸侯小国甚多，《史记·殷本纪》：“周武王之东伐至明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比如此前纣封三公之一的西伯昌之西岐领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