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docVIP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摘要]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关键词] 声诗传统； 现代解诗学； 声解理论； 乐诗； 现代诗 　　一、 “声解”诗学传统在现代诗坛的“断裂” 　　笔者曾撰文指出，在“歌诗”、“乐诗”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诗学形成了一种以“玩味声调”来解释诗歌的“知音”解释理论。该理论强调，“审音”不仅可以“观志”、“体味”与“传神”，而且还可以“辨体”，即从声音入手辨识诗歌的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另外通过对诗歌的讽诵咏涵，可以达到规模古范的特殊效果。此种理论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小传统[1]。然而，这种深厚久远的华夏“声解”传统却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洗礼中“断裂”了。而这种断裂不仅成了不少“守旧”诗人抵制新诗的理据，实际上也成了新派诗论家新诗建设的焦虑。 　　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断裂”呢？在笔者看来，至少存在如下几种原因： 　　首先，偏于口语的白话新诗造成了旧诗声音传统的失落。文学革命的发生对文学文体冲击最大的无疑当数诗歌，而对诗歌文体冲击最大的乃是格律和言语形式。格律暂且不表，就言语而论，胡适倡导的白话诗既要“作诗如作文”，又要“作诗如说话”，这对素来讲求“诗的文字”的中国诗歌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要诗说出来像日常嘴里说的话……写白话诗的人先说白话，写白话，研究白话。写的是不是诗倒还在其次。”[2]第3卷，283朱自清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当然并不仅仅存在于胡适和陆志韦身上，以牺牲诗性来换得言语试验的成功，此类做法在草创时期的诗坛比比皆是。赵元任也说过：“诗是诗，歌是歌，诗歌愈进步，它们就免不了愈有分化的趋势；太坏的诗，固然不能作顶好的歌，可是好歌未必是很好的诗，顶好的诗也未必容易唱成好歌。所以白话诗不能吟……是本来不预备吟的；既然是白话诗，就是预备说的，而且不是像戏台上道白那么印板式的说法。”[3]110111因此，偏口语和散文的新诗的出现，改变的不仅是传统声诗的韵律结构，而且是其文法组织甚至文体概念。这样就大大改变了传统的解诗理念，新诗不能再像旧诗那样长于吟咏了，“为什么新诗不便吟诵？我想或由于文句的组织，或由于韵的不协调，或由于不知如何吟诵，或竟由于不愿吟诵之成见……”[2]第4卷，222朱自清据此判断，新诗的演变趋势是，“能够‘说’的很少”[2]第2卷，392394。白话诗的出现使诗歌的言语形态、解释形式等自然而然地与古典诗歌产生巨大的断裂。 　　其次，旧诗音乐性的流失导致新诗失去“乐曲的基础”。基于诗歌源自语言与音乐结合之传统信条，人们普遍认为新诗失去“乐曲的基础，已是显然”[2]第4卷，221222。有人甚至叹息，“现在新诗人最大的失败，恐怕还是在文字的音乐性方面，不能有所建树”[4]75。诗的音乐性与音乐的音乐性当然不能混为一谈，诗的音乐性“泛指语言为了配合诗思或诗情的起伏而形成的一种节奏，不一定专指铿锵而工整的韵律”[5]523。然而即使新诗之中也仍然存在音乐的成分，这些因素也不再是中国的音乐，而成为西洋化的音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诗是西洋诗歌影响的产物，“新诗的音乐化，实在是西洋音乐化（作曲的虽是中国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这是就实际情形理论；本来新诗大部分是西洋的影响，西洋音乐化，于它是很自然的”[2]第4卷，224。由于这种诗体既非来自传统声诗，也非来自民间乐歌，因此对人们读诗解诗增加了很多困惑，是用旧诗的吟咏求解，还是用民歌的哼唱体会，统统都成了需要探索的问题。 　　在西洋诗的影响之下，中国现代白话诗甚至有失去民族语言之根的危险，这也是不少新诗批评家不无担心的问题。朱自清批评白话诗草创之时提倡作诗如说话，可是随着英美现代诗浸润的逐步深入，诗歌“越来越不像说话，到了受英美近代诗的影响的作品而达到极度”[2]第3卷，283，导致中国新诗越来越像外国话而不是中国话。朱光潜也认为，新诗基本上是从外国诗（特别是英诗）借来音律形式的，“这种形式在我们人民中间就没有‘根’”[6]第10卷，52。从解诗的角度看，“西洋体”新诗给中国读者造成的最大障碍就是读起来既不顺口又不顺耳。“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顺耳。”[2]第2卷，392对新诗的理解方式自然与对传统诗的接受方式迥然不同。 　　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