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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历史 　　军事伪装的历史是一个悖论，一面是学界和军界的口诛笔伐，一面是新产品的不断问世。尽管科技已经让士兵无处藏身，但就在13年前，美军还是为数码迷彩投入了50亿美元的巨款…… 　　无论是对于职业军人还是门外汉，伪装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事物。 　　纵观整个历史，军事伪装的发展充满了争吵和指责：艺术家讽刺建筑师，军人嘲弄画家，历史学家鄙夷理论家以及其他自封的专家。所以很多人至今把伪装看做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它就像催眠术疗法，似乎有作用，但没人知道原理何在。前一场战争人们都身穿卡其布制服，但下次就换上了炫目的迷彩。军舰曾被漆成黑白两色，可仅过了10年它们就统统换上了灰色的新装。面对变化，很多军队都显得无所适从。 　　在此之前，为了使士兵和装备难以被发现，人们尝试过每一种图案和颜色的组合。德国空军曾将喷枪发给地勤，让他们自行发挥创造力。一时间，上漆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这种军事传统影响悠久，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军直升机的棕褐色伪装就很随意，它们虽然隐藏了飞机的轮廓，但也使机身上的性感美女显得一目了然。由此观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伪装”或许是不存在的。 　　特洛伊时代的启发 　　如果把诱饵也算在内，那么特洛伊木马便是最早的伪装案例，无独有偶，它与一战期间诞生的“观察树”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是一种有趣的堑壕战装备，外面覆有树皮，内部是一层装甲。白天，士兵会在阵地前选好相似的树桩，然后在晚上偷偷刨掉它，用“观察树”取而代之，而“树”下方则是通向主阵地的堑壕，观测员平时即隐藏在当中，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以召唤炮火。莎士比亚在悲剧《麦克白》中也提到过伪装。在第五幕，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下令道：“每个兵士都从森林砍下一根树枝来，举在各自的面前；这样可以隐匿全军的人数，让敌人无从知道我们的力量。”当然，戏剧毕竟是戏剧，现实中马尔科姆的做法无异于寻死，而且冷兵器时代的交战通常近在咫尺，伪装即使再巧妙也没有价值。所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远程火器的普及促进了军事伪装的兴起。在拿破仑时期，滑膛火枪的有效射程只有约200码。然而，到南北战争的时候，子弹从1000码外便可以射杀生命，此时，身着鲜艳的军服便无异于自杀。 　　不过必须指出，现代伪装的原始形式出现得更早，而先驱者们又对此毫无察觉。“七年战争”中，为法军效力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利用环境悄然发起袭击，就像精明的猎手。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的大陆军击败了装备精良的英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的红色制服过于醒目。当然，这并不代表英军指挥官都是无能之辈，而是因为红色源自悠久的传统，至于精锐部队则配发深绿色制服。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先例，奥地利军队在18世纪中叶便开发出一种带伪装作用的服饰，以便让精锐的猎兵部队（J?ger）在丛林和山地中潜行。美国内战期间，身着灰色制服的南军也给林肯的部队制造了重大伤亡。 　　单兵伪装的兴起 　　和很多事物一样，军事伪装从即兴创作转向科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17年，一个叫“纽约迷彩学会”的组织在曼哈顿成立，成员包括画家、雕塑家、室内设计师、园艺家和舞台布景师等。他们提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方案，有些甚至令人忍俊不禁。毫不奇怪，这些空有一腔热情的“业余人士”并没有获得多少赞许。动物学家休·科特批评道：“目前，所有项目的话语权都掌握在艺术家、公务员和军官手中，他们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对生理和心理知识一无所知。”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二战，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迷彩服就是由《美好花园》杂志的编辑们设计的，其效果固然差强人意，但官兵们对它的印象并不好，平民百姓则戏称其为“猎鸭人”或“青蛙皮”——读者或许已经猜到，他们的灵感的确是来自“美好花园”中的野鸭和蟾蜍。 　　艺术家也在献计献策，美术大师帕博罗·毕加索曾建议迷彩最好采用绚丽的菱形图案。此前，他已经发现了一种现象：面对多种颜色和几何形状的混乱组合，观察者将无法获得稳定的聚焦点，并最终产生视觉错乱。现代生理学研究表明，人在观察和捕捉目标时，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个轮廓清晰的目标，并把视野中的影像与记忆中的影像对照，只要期待的物体在环境中出现，大脑就会立刻识别出来。如果出现的物体与预期影像有一定差别，大脑的识别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如果差别很大，那么肉眼在大脑的指挥下就会忽略该目标，出现视而不见的情况。但毕加索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样式早在一战期间便被德国飞行员采用。不过后者的目标并不是伪装，而是展示个性，至于真正的大王牌从不依靠伪装，里希特霍芬的座机永远是红色，恩斯特·乌德特则长期使用深黑色涂装，并在机身上用白漆涂着妻子的昵称“Lo”。 　　创立之初，迷彩只用于舰船、飞机、建筑和车辆之上，极少有人想到单兵作战。到19世纪中叶，英军的制服都是以红色为主，1869年后才陆续更换为卡其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