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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的公共利益问题析论 　　摘 要：后现代主义以多元化、解除正典、反工具理性为其基本主张，以解构现代主义宏大叙事为其存在目的。公共利益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元叙事，首先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但公共利益并未因此堕入虚无，而是突破了现代主义的桎梏，走向自我重塑，建构了自身在后现代视阈的解释，即后现代包容性的公共利益。同时，后现代主义通过建构原子化个人、公共能量场概念，引入话语理论，运用部分人对话的话语形式，为后现代公共利益的聚合提供了可能和途径。 　　关键词：后现代公共利益；利益聚合；公共能量场；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4-0045-04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超时代性、前瞻性的文化哲学思潮，自其产生之日，就以一股势不可挡的思想涌流和观念力量向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蔓延、渗透和扩张，公共行政领域自然也成为后现代主义批判、解构现代主义的重要阵地。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逻辑起点、价值核心与元叙事的公共性及公共利益同样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攻讦。 　　那么，作为整体主义价值和宏大叙事的公共利益在多元化、差异性的后现代社会是否存在？后现代视阈下的公共利益以何种形式存在，又以何种方式实现聚合？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展开论述，进而把握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 　　一、后现代公共性的存在释疑 　　后现代性孕育于现代性并以批判和解构现代性为其内在价值。作为现代性外在表征的公共利益，无疑会遭受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正如马歇尔和乔杜里所说，“在公共行政领域，后现代主义指出这样的疑问：在一个进步、理性与意义受到了严重挑战的时代，还能够存在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集体性表达吗？”[1]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作为公共利益本质属性的公共性是否存在于后现代社会。 　　1.后现代性阐述问题的立场和取向。现代性发源于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主义的高度宣扬，其合法性建立在科学和技术能够解放人类的神圣地位上，主张主体中心化和元叙事，追求同一化和理性化、系统化。同时，现代性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冲动——控制，直至导向总体性的一致。依托于现代性建构起来的现代公共行政是现代主义不断自我确证的表征：注重主体、一元、权威；崇尚科学和理性；对核心加以模式化，忽视边缘的现象、理论；社会逐步走向专业分化；权力和统治成为主宰，人丧失了其作为人的主动性和价值理性而沦为机器的附庸；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的庞大科层制官僚机构机械地管理整个社会。 　　此时的现代性已不再作为解放人类、象征自由的力量存在，而是异化为禁锢、奴役人类的枷锁和工具。人类试图反抗这种奴役，权威性、主导性的宏大叙事逐渐无法压制微观话语、边缘群体的发声，多元化、差异化、碎片化、彼此平等而独立的话语开始勃兴。这种零星话语、微观叙事和差异文本逐渐扩散、汇聚，终于形成一股思想涌流——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主义中具有整体主义取向的公共性。在这种反叛和解构下，公共性作为公共行政领域主体间相互对话、政治行动的基础，是否会被解构甚至走向虚无？毕竟碎片化、无中心、反权威、凸显多元和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在将我们带入一个扁平化世界的同时，也可能将我们推入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深渊。公共性的存在与否，不论是对公共行政的学科建设还是对政府行政实践来说，都至关重要。 　　2.后现代公共性的阐释：“差异中的统一性”。“在既承认又抛弃现代性的基础构成的意义上说，解构乃是在对后现代情境的确认中对文本阅读和重读。”[2]251就公共行政领域来看，后现代主义从价值和事实的两个层面对公共性进行解构：一方面，否定现代公共性的叙事“符号”。在现代公共行政中，公共性所指涉的是一种先验性的、普适性的、与公众和共同体相关的整体主义价值概念，强调主体中心化、理性化取向，而后现代主义批判这种一元论的价值取向，关注边缘话语和微观叙事，主张开放性、多元性、破碎性、差异化；另一方面，是对现代公共行政事实指涉的否定。认为现代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往往是政府为维护自身统治和合法性所标榜的借口和工具，弱势群体、少数公民的诉求被以整体、多数的名义压制，现代公共行政的效率至上主义、僵硬死板的官僚机构和丧失活力的公共行政人员，已经不再是积极的力量，反而成为压抑、奴役公民的根源，基于此，后现代主义否定正典、消解权威、批判官僚制、主张超越工具理性。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批判和解构的对象是公共性的现代主义解释，而并非对公共性本身的否定。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一直尝试赋予现代性以后现代视阈的解释，试图唤回在现代公共行政中一度失落的公共性。后现代主义对公共性的重构首先体现在对主体“公”的重塑，后现代关注微观、多元，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的主体不是统治阶级、利益集团，而是作为构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