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docVIP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摘要：《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关键词：先秦两汉；礼制兴衰；《诗》义；阐释；变迁 　　中图分类号：B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3）01-0104-06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伴随《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层垒形成了《诗经》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本文拟依据相关材料，从历史背景与文本内容出发，具体考察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的联系。 　　一、周礼之兴与《诗》义阐释体系的首次重建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周损益夏商，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礼乐文明体系。周代社会是一个礼治社会，礼兼具后世法、教、理、德性质，为君臣行为规范。《诗经》时代（西周至春秋中期），周礼一直是社会基本准则，指导、制约贵族言行举止，礼仪规范完备，因而孔子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欧阳修言三代礼乐（主要为周礼）之用云：“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间田亩，吉凶哀乐，凡民之事，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悌、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柳诒征亦云：“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 　　《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诗经》主要收集西周至春秋中期作品，最后编定成书约在公元前6世纪，作者包括贵族与平民，具体姓名今多不可考，产生的地域涵盖今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和湖北。《诗经》所收诗歌时间跨度大，作者众多，涉及地域广，但其形式多为整齐四言诗，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也多相似，其篇名多截取篇首之语，应当经过有意识的整理。战国秦汉间采诗、献诗、删诗诸说也从不同侧面说明《诗经》编辑成书的过程。《诗经》作品最初都是乐歌，古籍中多有关于诗人乐的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人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邶》、《郦》、《卫》、《王》、《齐》、《豳》、《秦》、《魏》、《唐》、《陈》、《大雅》、《颂》。《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经》的编辑成书与人乐传唱也主要由周王朝乐官完成，包括大师、小师、瞽蒙、大司乐、乐师等，由于周代乐被礼制化，因而《周礼?春官》统称他们为“礼官之属”。大师等乐官熟知音律，直接服务于祭祀、大飨、大射、大师、大丧等礼仪，如《周礼》载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廒，作柩谥。”小师“掌教鼓鼗、祝、敌、埙、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击拊，下管，击应鼓，彻，歌。大飨亦如之。大丧，与廒。”瞽蒙“掌播鼗、祝、敌、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 　　《诗经》早期的编辑、加工常有较为明确的目的，如《礼记?王制》云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云：“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王室的大师等乐官有“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的职责和服务于礼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