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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早期楚国法制建设探析 　　摘要：春秋早期，楚国三代国君武王、文王、成王都非常重视法治问题，在他们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下，楚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立法、司法以及法治理念等诸多层面均走在了时代前列。为楚国在春秋时期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制度保证。 　　关键词：春秋早期；楚国；法制建设 　　中图分类号：K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7-0116-04 　　“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国无法不治，家无规不安。东周时期。楚国统治者深知法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从现有资料来看，楚国的法制建设不仅起步较早，持续时间长，而且成就颇丰，成效显著。 　　一 　　从严格意义上讲，楚国的法制建设是从武王时期正式开始的，因为在此之前，楚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直到武王时期，楚国才真正跨入阶级社会的门槛，正式组建了完全意义上的国家机关，有了常规军队和各类职官，原始社会遗留的各种习惯和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才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从而具备了法的形态和意义。 　　从文献记载来看，楚武王时期，楚国的法制建设主要有两大成就，一是创制了综合性的刑法，二是制定了单行性的军事法规——荆尸之法。 　　关于刑法的创制，《左传·桓公十三年》有如下记载：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趾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日：“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鄢，乱次以济。遂无次。且不设备。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日：“孤之罪也。”皆免之。 　　仔细分析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获知以下两个法律事实：第一，败军之将是要受到刑罚处罚的。莫敖自杀，群帅自囚以听刑，武王自罪，便是明证。既然有刑罚，就必然有刑法。因为在氏族社会，酋长与族众之间是“无刑罚之用”的。第二，武王及莫敖均以刑相威。兵败之后，屈瑕及群帅主动受罚，表明刑法不仅早已公之于众，为人所知，而且有罪受罚的法律观念已深入人心，这就清楚地说明在此之前武王已经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创制了刑法。陈礼荣先生亦指出：“楚国对败军之将予以惩处的刑律，应当是在此之前便已经制定出来，并且足以震慑像莫敖这样身份的王国要员，否则，屈瑕决不会在离郢都不远的荒谷自缢”。 　　遗憾的是，由于相关史载阙如，我们无法知晓这次立法活动的具体时间。至于其具体内容，结合这次刑罚的执行情况，以及楚国当时主要精力集中于军事建设和军事扩张来推测，应该是以军事刑法为主，不仅规定了军事犯罪的种类，而且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处罚。顾久幸对此有具体分析：这一次战争中显示出楚国的多种刑法：一是战败自杀法，二是谏者有刑法，三是军中的次要将领的惩罚法。军中的其他将领将要受到的刑法，则很可能是肉刑，而不会是死刑；莫敖对军中的士卒要用的刑也可能是肉刑。从这次战争所显示出的刑法内容来说，这些观点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笔者不认可楚国有“多种刑法”这一说法。私见以为，对手武王时期楚国的刑法应当从广义上来加以界定，即所谓战败自杀法、谏者有刑法、军中的次要将领的惩罚法等只是楚刑法的具体内容。而不是一部部单行的刑事法规，换句话说，武王时期的楚国刑法实际上已经具有法典的性质，尽管它有可能是不成文的，但这并不有损于其综合法的性质。 　　关于这段史料，刘玉堂先生也有过一段精彩的解读和论述： 　　以上所谓“刑”，当指楚武王时已开始使用刑罚。史载阙如，其详情不得而知。不过，从“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分析，当时还没有形成系统而完整的法律思想，其刑法还未达到成文刑法的阶段，而这正是氏族社会留下的痕迹。……因为武王时楚国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社会形态的迅速转换，使得他还来不及在法制建设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是，他毕竟还是开创了楚国用“刑”的先例。 　　这一论述的合理之处是不言而喻的，但疏忽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私见以为，对夫人郑曼所言，应作整体分析。实际上，这则记载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三点启示： 　　第一，楚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备、各司其职的国家机关，否则不会有“诸司”，武王也无从训德。此正如刘玉堂所指出的，既然有刑法，也必然有执行机构及其官员。 　　第二，楚国已经对社会主体进行了简单的区别，并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有区别、有重点地适用不同的调整规范。小民、诸司、莫敖分别代表普通百姓、行政机关、国家军队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