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修：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docVIP

杨延修：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 　　腥风血雨中的艰难求索 　　1932年5月8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在军乐队的前导下，一支“社会童子军团”队伍从上海北火车站经南京路，浩浩荡荡地回到团部，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走在队伍前列、高擎着十九路军军部所颁锦旗的人，正是中队长杨延修。上海各大报刊纷纷报道当时盛况。 　　杨延修出生在江苏省泰州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因家境穷困，7岁就来上海投靠摆皮匠摊的叔父。14岁进洋行当小茶房、练习生，后来受聘于法商保太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职员。当时他白天工作，晚上进夜校补习，并积极参加夜校学生会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杨延修出于不愿做亡国奴的悲愤心情，参加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等群众团体的抗日救国活动，开始了理想的追寻和抗日救国道路的求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与大部分团员当即组成随军服务团，投入抢救难民、运送伤兵的战地救护工作。直到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才撤回上海。在此期间，杨延修的战友罗云祥、应文达、毛征祥、鲍振武等四位团员惨遭日寇掳杀。童子军四烈士为国牺牲的忠勇事迹激起海内外爱国人士的义愤，也更坚定了团员们报效祖国的决心。 　　1936年夏秋之际，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杨延修等在一些中、上层洋行华员中活动，发起建立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简称“洋联”）。随着上海抗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洋联”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地下党组织决定，由卢绪章、杨延修等组成核心小组，将“洋联”转型为“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并获工部局颁发的团体登记证。杨延修当选“华联”理事兼秘书处主任。他在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又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在杨延修他们的领导下，“华联”曾拥有会员10000多人，形成较大社会影响。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曾对杨延修他们感慨：“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为洋行华员办一个俱乐部，始终未能实现，现在你们办得规模如此宏大，为众所爱，我实在高兴。” 　　不久，根据上级安排，杨延修到昆明领导昆明业余联谊社（简称“昆联社”）工作。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又一群众性进步团体。杨延修以“昆联社”为基地，通过读书会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同时与昆明市市长裴存藩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工商界人士建立了广泛联系。1940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批国民党武装宪警突然包围“昆联社”，认定杨延修他们“受共党分子利用搞非法活动”，当即查抄了一批进步书籍。杨延修临危不惧，据理力争，随即以攻为守，找到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陇体要那里“讨个说法”。因为查无实据，为了平息民愤，国民党昆明市党部先是发还了被搜去的大部分书刊，接着由陇体要出面宴请杨延修他们表示道歉，声称今后将继续支持“昆联社”活动。一场刀光剑影的捕杀，顷刻消弭在觥筹交错、握手言欢之中。 　　广大华行的秘密使命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同时有个职业活动地点，1933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五结义”，集资300元（当时币制）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所谓“华行”，是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刚开始，只是在邮局租了个邮箱，用邮售方式经营西药、医疗器械业务。当时租借了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的大亭子间，分隔成内外两间，里面一小间作为杨延修和他的妻子朱学明的结婚新房，外间作为广大华行办公室。白天由朱学明协助照应；到了业余时间，五位合伙人才到办公室处理业务，所有开支都精打细算。一年后，随着业务迅速发展，办公地址迁至宁波路47号香港国民银行5楼。 　　1937年至1938年间，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他们在这里成立读书小组，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革命书刊，参与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广大华行被中共南方局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由卢绪章任董事长、总经理兼党组书记，杨延修任副总经理。 　　周恩来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1939年至1941年，蒋介石集团接连制造了“平江惨案”、“皖南事变”等一系列血腥暴行，中共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毛泽东提出白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为此重新安排国统区内的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广大华行有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商业网点遍及半个中国，便于掩护党的工作，周恩来将广大华行选为第三线机构。从此，广大华行由党的一般地下机构转为隐蔽最深的地下经济事业和秘密机构，专做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