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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与清真寺 　　摘要：文章集中讨论了明代宦官参修清真寺的原因、目的以及宦官与清真寺、回回民间社会的关系，提出参与清真寺修建活动的宦官并不一定都是回回人，宦官作为天子近侧之人，他们通过介入信仰活动，沟通地方社会与国家中枢之间的关系，其政治目的不容忽视。而回回宦官是清真寺尤其是京师清真寺修建过程中的重要支持者，回回宦官透过清真寺参与到回回人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 　　关键词：明代；宦官；清真寺 　　中图分类号：K281/2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2—0025—07 　　学术界对明代宦官社会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们的佛教信仰及其创建、参修的各种寺庙，如何孝荣、程恭让和台湾学者陈玉女等人的研究，集中讨论了宦官崇信佛教的原因、兴建寺院的活动，以及宦官群体的加入对北京佛教发展的影响。赵世瑜《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一文则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明清京师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上述研究涉及了宫廷、宦官与民间社会，将明代宦官的探讨引向社会史的研究方向。 　　在明代宦官参修的各种庙宇中，清真寺是较为特殊的一种。伊斯兰的信仰通常与固定的人群相结合，其社会影响力辐射特定的范围。本文将从清真寺碑刻人手，对宦官参修清真寺的原因、目的及宦官与清真寺的关系作初步的讨论。 　　明代宦官参与修建清真寺的活动始见于南京。据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敕郑和重建礼拜寺》记载，郑和因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欲要重新盖造”，宣德皇帝以为“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官监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郑和重修的三山街礼拜寺即净觉寺，创建于洪武年间，其创建的历史与明初安置归附回回人有直接的关系。据弘治五年（1492年）《南京敕建净觉、礼拜二寺碑记》记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西域鲁密国人亦卜刺金、可马鲁丁等人因明朝“为征金山、开元地面，遂从金山境内随宋国公归附中华”。他们内附后，“钦蒙高帝喜其宾服，钦赏纻丝银钞等物，着落礼部给与脚力，前往永平府搬取家小赴京居住”，从此被安置在南京，并敕建两座清真寺，“将可马鲁丁等五户分在望月楼净觉寺居住，子孙习学真经，焚修香火，祝延圣寿，寄籍江宁县，优免差役”。永乐三年（1405年），“内钦取四户上京，着在四译馆教习子孙，至今优免差役”，其余的回回人，“见存九户，在此习学本教，祝延不缺，节奉礼部札副”。到了宣德年间，净觉寺被火烧，郑和又以“祈保下番钱粮人船”的名义重修该寺。 　　一 　　明代宦官修寺的记载更多地出现于京师、北直隶及北部沿边墙地区。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清真寺创建年代不详，据该寺所藏元明碑刻记载，清真寺曾于元至正年间重修。明弘治年间，武平伯陈勋途径定州拜谒礼拜寺，得知本地教众有修寺意愿，但经费不足。陈勋回京后到敕赐普寿寺向“教之缙绅士大夫”募款，筹得“数百金”交于定州“当事者”。尔后，定州教众请陈勋代请敕额，“陈公未及行而殁”，其弟陈熹袭爵后，想继其兄志，为定州寺请敕额，遂与礼部侍郎张昱相商：“定寺敕额，先兄有志于请求而未逮，吾欲有以成之，可乎？”张昱回答说：“敕命未易得。予职宗伯也，天下寺院皆其所司，予且额之。”张昱为定州寺题匾“清真礼拜寺”。并“移檄定州卫，命择郡之谨厚有学行者三人以领其事，并查勘得寺原系古刹，仍给札副住持，以荣之焉”。从该碑碑阴题名中可以看出，参与本次修寺的人士以军官居多，除武平伯陈勋和陈熹外，还有保定副总兵张勇，都督同知马澄，大兴卫百户马佐、马继祖，密云右参将杨恭，锦衣卫指挥马让，金吾卫指挥田艾、穆高，旗手卫指挥梁右、肖钗，锦衣卫千户马仁、杨全、马良俊等人。文职官员有鸿胪寺卿舍诚、鸿胪寺序班王景、马谏、中书舍人吴卿。内官则有来自御马监的太监马臣、李洪、倪英、马敬和尚衣监的太监何江、丁俊、桑尕等七人。 　　山西大同清真寺建于永乐年间，“至成化初，挥使王公信、杨公义，教人马俊、马永等，由钦差镇守太监覃公玑、总镇彰武伯杨公信、抚院王公越、暨阃帅毕公瑛、郡伯郝公渊，捐俸鸠工，大恢其制，革故为新，允可瞻礼矣。”嘉靖元年，都督詹升、武平伯陈勋、总镇麻循等人重修。万历年间，总镇马兰溪、麻西泉、马崇斋、马慎斋等人又多次修缮。碑文中的镇守太监覃玑在天顺年间为镇守辽东左少监，到成化时已出镇大同： 　　丁卯，镇守大同左少监覃玑奏：达贼大势入境，官军分为四路，都指挥李恺等为左哨，都指挥马 　　仪等为右哨，修武伯沈煜、都督佥事张璃由中路，臣偕都御史王越等随后策应，屡与贼战，杀败贼众， 　　生擒一十二人，斩首二十七颗，获鞍马一百二十匹，弓箭什物无笄。诏覃玑等三员俱升一级，沈煜等 　　三员宜从厚赏，余官军升赏有差。 　　到了成化三年（1467年）七月，覃玑因有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