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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责任与艰难的正义 　　[摘要]勒维纳斯以提倡“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和对他人的无限责任引领了当代法国哲学中伦理学的复兴。勒维纳斯在关于无限责任的概念基础上通过第三方的引入，建构起一种政治的可能性。这样的一种政治又因奠基在无限责任的基础上而使得正义的实现变得既必须又艰难。这种无限责任和艰难正义的结合产生了勒维纳斯独特的伦理政治。 　　（关键词]无限的责任 艰难的正义 伦理政治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5-0067-06 　　关于勒维纳斯的政治概念，一直存在争议。在《勒维纳斯与政治》一书中霍华德·吉利（HowardGaygill）认为，就政治哲学而言，在前期尤其是在《整体与无限》中，勒维纳斯用一种“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来补充存在论，而在后期思想，尤其是在《异于存在》中，勒维纳斯用一种基于正义的存在论补充他关于无限的伦理学。Ⅲ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勒维纳斯政治思想尤其是前期思想中政治观念的看法混淆了政治术语使用与真正政治哲学观点之问的差异，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勒维纳斯只有一些对于政治的评述和对政治术语的评述，并没有一套完整明晰的关于政治问题本身的看法。因为在这时，“伦理学”并没有为政治留下可能的空间。这种可能空间的打开需要两个条件：首先是主体担负的无限责任，其次是第三方进人给担当这种无限责任带来的困难。 　　一、人质与无限的责任 　　在《整体与无限》中勒维纳斯提出了“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虽然他也在书中使用了政治、正义等术语，但是这种伦理学的无限性、超越性和强制性特点，使之不能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政治概念相契合。在谈到战争时，勒维纳斯说，战争乃是政治的代表，而“政治反对道德，就像哲学反对纯真”，“战争之状态悬置道德”，“战争嘲弄道德”！。如果把战争看作是政治最本质的状态，而战争在勒维纳斯的语境中被描述为一种对他者的消灭，是将他者纳入到同一整体中的一种手段，那么，政治与勒维纳斯“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这种第一哲学强调伦理学对于存在论的优先性）必定是冲突的。 　　一般来说，将正义作为伦理学问题进行讨论并不妨碍它同时是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政治概念。但在勒维纳斯这一时期的规划中，存在论和伦理学是难以调和的两个层面。存在论将他者纳入到同一化的进程中，进而产生一种宰制、权力和暴政，而伦理学致力于直面他者的脆弱性和神圣性，承认他者的无限性和超越性，进而承认我对于他者的责任。如果政治是存在论的具体体现，我们就很难想象勒维纳斯会想要在他的伦理学与政治之间做什么沟通了。可以确定，在《整体与无限》时期，勒维纳斯基本上是将正义当作一种他自己意义上的超越存在论、超越现实政治的伦理术语进行使用的，即正义并不具有太多政治的含义。 　　问题因此就是：如果政治与伦理学有着如此大的差异，甚至是两种相对立的东西，那么，我们如何参与到现实生活中去？如何在既保证伦理的同时又参与政治活动？我们如何同时面对他人之脸，负担起对于他人的责任，又从一种公正、平等的角度，从一种政治的角度来对这种责任做出评估？对勒维纳斯而言，这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要么是伦理学的，要么是政治的或者存在论的。造成这一困境的原因是，在《整体与无限》中勒维纳斯更多的还是采取一种存在论的方式，以一种存在论的语调展开对于存在论的批评。就我对他者负担的责任而言，由于自我与他者被分为两个主体，而他者又从外向我灵显，逼迫自我只能在负担责任、面对他者（伦理学）与漠视责任、无视他者（政治）之间做出抉择。 　　在《异于存在》以及勒维纳斯后期的思想中，对他人的责任更换了另外一种样貌，它不再纠结于主体与他者的二分法，而是彻底跳出存在论的思维框架。通过“亲近”（proximite/proximity）、“替代”（substitution/substitution）、“人质”（otage/hostage）等概念，主体本身具备了一种为他性所命令的特殊“主体性”，即他人不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客体，而是成为自我的构成部分，成为了“主体性”之中的“他性”。对他人的责任因此成为了一种彻底的无限责任。这种无限之责任不再是他人从外在世界对我、对主体的命令，而是我之他性的要求：主体从一个消极被动的责任人变成了一个积极主动的担当者——担当不是在责任彰显之后发生的，担当就是责任责任就发生在担当之中。这样的一种转化产生的无限责任，使勒维纳斯能够摆脱伦理与政治之间的二分对立，而将政治完全奠基在他的伦理学之上，在保证伦理至上性的同时又能够对现实的政治问题做出回答。因此笔者认为，通过一种具有无限责任、被称为“人质”的崭新主体性所确立的乃是勒维纳斯政治哲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正是由于奠基在这种主体性的基础上。才使得勒维纳斯的政治哲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即这是一种伦理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