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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与大学教育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大学校长的材料。比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四川大学的任鸿隽，中正大学的胡先骕。这些大学校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曾经被我们淡忘。这不仅使中国现代教育传统被人为地中断，而且还让我们的教育在很长时间里迷失了方向，从而走了很大的弯路。因此，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这些大学校长的人生经历、教育思想和人格风范，很有必要。 　　一 　　在我看来，这些大学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来自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众所周知，早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知识分子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他们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应该拥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生活的权利，而教育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的一个过程。这种理念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表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参观和各种游戏，这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教育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经费不足，投入太低，更重要的是观念陈旧，思想落后。这些年来，人们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口号的影响下，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最好途径。这样一来，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就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锺粟”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局面，与现代教育的形成有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从而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于是校长就成了厂长，教师就成了工人，学生就成了被加工的原料或零件。这样一来，学生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个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大潮。与此同时，重理工轻文史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也承袭了洋务运动的衣钵，在很长时期内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没有出现较大的偏颇和弊病。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全面学习苏联以来，教育领域重理轻文的观念和“批量性人才生产”的方式，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是否合格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 　　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内心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的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他指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如果“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这就不仅扭曲了教育的本质，也让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而失去了现在。类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私塾和书院中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革，这些传统早已丢失，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错误理解。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错误，还可以原谅，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认识上的误区之外，有意扭曲教育的本质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现在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整治学生，甚至把考试当作赚钱发财的手段。 　　除了具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之外，大学校长还必须与官场划清界限。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具体的事例。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另一篇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当年的大学不是依附于官场的行政机关，而是一个完全独的教育机构，因此大学校长根本不是官，也没有被纳入官僚体系；第二，